|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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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採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裡,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馮亦代於一九四一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託。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電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採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北京之後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後來爸爸調到了外文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他頭上了?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家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託,只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了,他們同在中央信託局,我父親只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託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出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了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向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了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畫,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了「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幹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回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彙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桷埡口朋友家裡。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裡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杯光斛影,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裡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三 七十年代末,聽風樓終於裝上了電話,那是個現代化的信號,忙的信號,開放與拒絕的信號。馮伯伯從此成了大忙人,社會活動越來越多。我再按往日的習慣去敲門,往往撲空,只能跟馮媽媽拉拉家常。 《世界文學》要復刊了,這就等於給一棵眼見著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馮伯伯喜形於色,鄭重宣佈《世界文學》請他翻譯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說,發在復刊號上。但畢竟手藝生疏了,得意之餘又有點兒含糊。他最後想出個高招,請一幫文學青年前來助陣,也包括我。他向我們朗讀剛譯好的初稿,請大家逐字逐句發表意見,為了讓譯文更順暢更口語化。一連好幾個週末,我們聚在馮伯伯的狹小的客廳裡,歡聲笑語,好像過節一樣。我們常為某個詞爭得臉紅脖子粗,馮媽媽握著放大鏡對準大詞典,幫他鎖定確切的含義。最後當然由馮伯伯拍板,只見他抽煙鬥望著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後說:「讓我再想想。」 像馮伯伯這樣的大翻譯家,居然在自己的領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個詞卡住而苦惱數日,最終頓悟有如天助一般,讓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產的商業化文學翻譯產品,就氣不打一處來。 而馮伯伯在百忙中並沒忘掉我,他把我介紹給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閻明複。我參加了翻譯資格考試,居然考中了,但最終還是沒調成。隨後他又把我介紹到剛復刊的《新觀察》雜誌社,試用了一陣,我成了文藝組的編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某個下午,我匆匆趕到聽風樓,馮伯伯剛好在家。我拿出即將問世的《今天》創刊號封面,問他「今天」這個詞的英譯。他兩眼放光,猛嘬煙斗,一時看不清他的臉。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譯成Today,認為太一般。他找來英漢大詞典,再和馮媽媽商量,建議我譯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當今。我沒想到馮伯伯比我們更有緊迫感,更注重歷史的轉折時刻。於是在《今天》創刊號封面上出現的是馮伯伯對時間的闡釋: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的詩句:「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記憶有如迷宮,打開一道門就會出現另一道門。說實話,關於為《今天》命名的這一重要細節早讓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網上閒逛,偶然看到馮伯伯握煙斗的照片,觸目驚心,讓我聯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而這個此刻的門檻在不斷移動。說到底,個人的此刻也許微不足道,但在某一點上,若與歷史契機接通,就像短路一樣閃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買菜,把車停好,腳落在地上,然後一步一步走動,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馮伯伯那沉在煙霧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馮伯伯和他的朋友們正籌劃另一份雜誌《讀書》。這份雜誌對今後幾十年中國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應該怎麼說都不過分。儘管《讀書》和《今天》走過的道路不同,但它們卻來自同一歷史轉折點。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裡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離三不老大院。此後和馮伯伯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少,卻總是把他捲進各種旋渦中。大概正是那個夜晚的同謀關係,他沒說過不,事後也從不抱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新觀察》,發表了馮伯伯為「星星畫展事件」寫的文章,慷慨陳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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