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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五

  1975年2月初,剛下過一場雪,道路泥濘。我騎車沿朝內大街往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東側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號下車。前院坑窪處,自行車擋底板照例哐啷一響。穿過一條長夾道,來到僻靜後院,驀然抬頭,門上交叉貼著封條,上有北京公安局紅色公章。突然間冒出四五個居委會老頭老太太,圍住我,如章魚般抓住自行車。他們盤問我的姓名和單位,和趙一凡的關係。我信口胡編,趁他們稍一鬆懈,突破重圍,翻身跳上自行車跑了。

  回家驚魂未定。人遇危難,總是先抱僥倖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裡反倒踏實了。讓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蘇制翻拍機(必是當時最先進的複製技術),如果《波動》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裡,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關上十年八年。我仔細計算翻拍所需的時間:手稿在他家放了兩夜,按其過人精力及操作技術,應綽綽有餘。但心存僥倖的是,既然手稿歸他保管,又何必著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傳組解除我「首席攝影師」職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組監督勞動。攝影宣傳展無疾而終。孟幹事宣佈決定時,低頭看自己的指甲,一絲冷笑,似乎總算解開暗室之謎。

  我灰頭土臉,捲舖蓋搬回鐵工班宿舍。陳泉問我出什麼事了。他是來自農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鐵哥兒們。可很難說清來龍去脈。陳泉歎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好這個——讀呀寫呀,可這都啥年頭啦?別往槍口上撞。我嫌煩,往外揮揮手,他哼著黃色小調走出門。

  我每天繼續打鐵。在鐵砧上,閻師傅的小錘叮噹指引,而我的14磅大錘忽快忽慢,落點不准。他心裡准在納悶,但不聞不問。保衛組的人整天在鐵工班轉悠,跟師傅搭話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於轉移書信手稿,跟朋友告別,做好入獄準備。我去找彭剛,他是地下先鋒畫家,家住北京火車站附近。聽說我的處境,二話沒說,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到新僑飯店西餐廳,為我臨別壯行。他小我六七歲,己有兩次被關押的經驗。席間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對付審訊。皮肉之苦不算什麼,他說,關鍵一條,絕對不能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新僑飯店門口分手,風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歎了口氣,黯然走開。

  那年我26歲,頭一次知道恐懼的滋味:它無所不在,淺則觸及肌膚——不寒而慄;深可進入骨髓——隱隱作痛。那是沒有盡頭的黑暗隧道,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我甚至盼著結局的到來,無論好壞。夜裡輾轉反側,即使入睡,也會被經過的汽車驚醒,傾聽是否停在樓下。車燈反光在天花板旋轉,悄然消失,而我眼睜睜到天亮。

  幾個月後,危險似乎過去了。危險意識是動物本能,不可言傳,但畢竟有跡可循:保衛組的人出現頻率少了,見面偶爾也打招呼;政局有鬆動跡象:電影院上映羅馬尼亞電影;女孩們穿戴發生微妙變化,從制服領口露出鮮豔的內衣。

  我決定動手修改《波動》。首先是對初稿不滿,不甘心處於未完成狀態。再說受過驚嚇,膽兒反倒大起來。在家寫作,父母跟著擔驚受怕,嘮叨個沒完。我跟黃銳訴苦,他說他大妹黃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間空房。

  我走後門開了一周病假,扛著折疊床,乘長途車來到遠郊的昌平縣城。黃昏時分,按地址找到一個大雜院,跟門口的男孩打聽。他剛好認識黃玲,為我領路,穿過晾曬衣服被單的迷宮,直抵深處。黃玲和新婚的丈夫剛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飯。隔幾戶人家,他們另有一間小屋,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著紙箱。支好折疊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遠,總算找到「世外桃源」。

  沒有窗簾,很早就被陽光吵醒。在桌上攤開稿紙,我翻開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電影劇本《卡薩布蘭卡》。這本小書借來多日,愛不釋手,對我的修改極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對話,那是小說中最難的部分。

  我剛寫下一行,有人敲門,幾個居委會模樣的人隔窗張望。我把稿紙和書倒扣過來,開門,用肩膀擋住他們的視線。領頭的中年女人乾巴巴說:「我們來查衛生。」無奈,只好讓開。她們在屋裡轉了一圈,東摸摸西動動,最後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紙上。那女人問我來這兒幹什麼,答曰養病,順便讀讀書。她撫摸稿紙一角,猶豫片刻,還是沒翻過來。問不出所以然,她們只好悻悻走了。

  剛要寫第二行,昨晚領路的男孩輕敲玻璃窗。他進屋神色慌張,悄悄告訴我:剛才,我聽她們說,說你一定在寫黃色小說。他們正去派出所報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動,摸摸他的頭說:我是來養病的,沒事兒。還得謝謝你了,你真好!他臉紅了。給黃玲留下字條。五分鐘後,我扛著折疊床穿過院子,倉皇逃竄。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死訊投下巨大的陰影,小道消息滿天飛,從報上排名順序和字裡行間,人們解讀背後的含義。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隨人流湧入廣場,置放在紀念碑四周,堆積如山。松牆紮滿白色紙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鐵從始發站蘋果園出發,直奔天安門廣場。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渾身直起雞皮疙瘩。看到那些張貼的詩詞,我一度產生衝動,想把自己的詩也貼出來,卻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節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那天上午,我從家乘14路公共汽車到六部口,隨著人流沿長安街一路往東,抵達廣場。混跡在人群中,有一種隱身與匿名的快感,與他人分享溫暖的快感,以集體之名逃避個人選擇的快感。我想起列寧的話:「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在花圈白花的偽裝下,廣場有一種神秘的節日氣氛。我東轉轉西看看。有人站在高處演講,大家鼓掌歡呼,然後共謀一般,掩護他們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飯,又趕回天安門廣場。趁著夜色,人們膽子越來越大。晚九點左右,我轉悠到紀念碑東南角,在層層緊箍的人群中,突然聽到有人高聲朗讀一篇檄文:「……江青扭轉批林批孔運動的大方向,企圖把鬥爭的矛頭對準敬愛的周總理……」他讀一句停頓一下,再由周圍幾個人同聲重複,從裡到外漣漪般擴散出來。公開點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詩詞走得更遠了,讓我激動得發抖,不能自己。在蒼茫暮色中,我堅信,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快要到來了。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時心神不寧,下班回家見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態的發展:當天下午,憤怒的人群不僅衝擊人大會堂,還推翻汽車、火燒廣場工人指揮部小樓。當晚,鎮壓的消息,通過各種非官方渠道傳播,據說用棍棒打死無數人,廣場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騎車來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頭緊鎖,卻平靜地說,他是來道別的,把女朋友託付給我們。他決定獨自去天安門廣場靜坐,以示抗議。那等於去找死。可在那關頭,誰也無權勸阻他。他走後,我深感內疚:為什麼不與他共赴國難?我承認自己內心的怯懦,為此羞慚,但也找到自我辯護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須寫下更多的詩,並儘早完成《波動》的修改。

  由於戒嚴,史康成根本無法進入廣場,從死亡線上回來了,回到人間,回到女朋友和我們身邊。兩個月後,我改好《波動》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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