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建炎紹興諸政

建炎紹興諸政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複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甯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禦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谷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石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余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余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湖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複存者。伏睹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禦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奸，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于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毀，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于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複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党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緣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範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

　　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十二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

　　「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複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複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複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眾，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

　　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舊都未複，莫若權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

　　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製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禦九年，國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禦，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于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狶、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

　　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禦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複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複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于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複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

　　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于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于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環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禦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才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裡。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為奸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潝訿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核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

　　陛下臨禦，九年於茲，境土未複，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猶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甯反復，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征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閏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製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複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製錢，歲收至七百八十余萬緡。戶部侍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並者並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于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禦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嚐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仇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大辱為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複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複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于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細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台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党于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概可睹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台諫二詔，亦可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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