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刑法三_學達書庫

刑法三(1)

　　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台諫雜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亦時有焉。

　　端拱初，廣安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准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強佔，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佖各奪奉一月。

　　熙甯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于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禦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禦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禦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

　　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於是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複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複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禦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

　　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戮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為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綱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

　　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眾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

　　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

　　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複上議曰：「無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于古為鞭撲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眾，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眾。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于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議既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贓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于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

　　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贓並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並，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贓並滿輕贓各倍論；累並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贓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並重滿輕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並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奸。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並，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奸，不知者但系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

　　無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鬥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

　　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奸，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奸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禦史台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奸、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並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為相，複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範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奸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為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

　　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兗、懷、耀三州之民有鬥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鬥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鬥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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