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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田(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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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三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複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又詔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 六年二月，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十有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略謂：「浙西低田恃堤為固，若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于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闊，則堤成而水不為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斷流，車畎修築，尤為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 七年二月，知揚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複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才二三，鹹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伋請勸民種麥，為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北、淮東西路帥漕，官為借種及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推賞，仍上已種頃畝，議賞罰。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 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未悉開耕，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遍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剗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于己田連接閑曠磽確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為人所訟，即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令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 七年，複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如之。八年五月，詔曰：「乃者得天之時，蠶麥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視之，則穗短繭薄，非種植風厲之功有所未至歟？朕將稽勤惰而詔賞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浸，詔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借種糧與下戶播種，毋致失時。十有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墾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雖已耕，亦無麥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 先是，知揚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多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滿適旱，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為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閒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 紹熙元年，初，朱熹為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卻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說辭，以惑群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五年，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 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薦臻，使民阽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 甯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亙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為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穀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 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為己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 知婺州趙㦛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㦛夫報罷。士民相率請於朝，乃命趙師岩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岩為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為貧下之戶，實田隱為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創庫匱以藏之，曆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 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佔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 「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于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少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于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 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于外，盜賊窺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於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幹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置典憲。」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即給還。自今如尚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咸淳元年，監察禦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辟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 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儘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巳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厘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匯其始末而悉載於篇，有足鑒者焉。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于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裡，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 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鑒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 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裡，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巳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浚。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浚治本軍五卸溝以泄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 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氾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複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並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 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眾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複嘗開浚。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余萬，錢三十三萬余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禦史任古複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余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潚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浚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並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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