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貨志序

食貨志序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為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

　　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枲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複作。徽宗既立，蔡京為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欲，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

　　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為基，向使究其所為，勉而進于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為不長，其租稅征榷，規撫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于前世，何哉？內則牽于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党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既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複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貸，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鑒者焉。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為本，故列之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系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為十有四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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