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輿服志·符券

符券

　　符券。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複製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絛。端拱中，以使臣護邊兵多遺失，又罷銀牌，複給樞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翰林學士王堯臣、知制誥葉清臣等請制軍中傳信牌及兵符事，詔令兩制與端明殿學士李淑詳定，奏聞：

　　軍中符信，切要杜絕奸詐，深合機宜。今請下有司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將，每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又別造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每傳達號令、關報會合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即用。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亦乞令於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

　　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今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為照驗。

　　二、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雲某路傳信牌。卻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印號上，以皮系往來軍吏之項。臨陣傳言，應有取索，並以此牌為信，寫其上。如已曉會施行訖，複書牌上遣回。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給一面為樣，余令本司依此製造，分給諸處，更換使用。城砦分屯軍馬，事須往來關會之處，亦如數給與。

　　三、字驗：凡軍行計會，不免文牒，或主司遺失懼罪，單使被擒，軍中所謀，自然洩露。故每分屯軍馬之時，與主將密定字號，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但于尋常公狀文移內，以此字私為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不得字有重疊，及用兇惡嫌疑之語。每用文牒之上，別行寫此字驗，訖，印其上發往。如所請報，到，許，即依號卻寫印遣回；如不許，即空之。此惟主將自知，他人皆不得測。符彥卿元用四十條，以四十字為號；今檢得只有三十七條，內亦有不急之事，今減作二十八字。所貴軍中戎旅之人，事簡易記。

　　詔並從之。嘉祐四年，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神宗熙寧五年，詔西作坊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內鑰匙庫。今後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其鐵牌只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卻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卻依上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隨銅契依舊發放。時神宗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靈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且雷動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寶禮》。咸平中，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請自今車駕出入，罷勘契。」從之。

　　高宗建炎三年，改鑄虎符，樞密院主之。其制以銅為之，長六寸，闊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給諸路，右契藏之。

　　門符制，以繒裹紙版，謂之「號」，皇城司掌之。敕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三千道。紹興二年正月所定也。後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遂久用之。後複盡以黃，或方或圓，各隨其制。

　　又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乾道末，樞密院置雌黃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裡，軍期急速則用之。淳熙末，趙汝愚在樞筦，乃作黑漆紅字牌，奏委諸路提舉官催督，歲校遲速最甚者，以議賞罰。其後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複如故。紹熙末，遂置擺鋪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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