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河渠志·黃河(5)

黃河(5)

　　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雨澤，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醜，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

　　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複。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並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複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右司諫王覿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于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于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盍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氾濫渟滀，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禦河，今禦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範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

　　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強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複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樑，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卻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

　　王岩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複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浚，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甯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併吞禦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

　　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

　　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複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複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于孫村浚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並年例客軍，春天漸為之可也。朝廷是其說。

　　三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複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範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卻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

　　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禦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未必便沖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

　　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臣聞孔子論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河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

　　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禦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

　　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並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

　　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

　　黃河西流，議複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十余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費又倍矣。

　　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禦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禦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曆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禦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禦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禦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複見？此禦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複，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沖。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複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

　　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堤防無複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于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

　　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

　　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複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複。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雲：「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甯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余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

　　又雲：「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浚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釃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祿等使回入對，複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余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余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余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

　　百祿等言：

　　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並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

　　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沖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沖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

　　塘濼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複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

　　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沖，豈塘濼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跡，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漫，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氾濫未著河槽，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洩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堤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為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