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禮志(3)_學達書庫

禮志(3)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複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一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鹹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裡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複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眾，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裡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複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群姓者，為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雲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雲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雲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書·召告》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

　　《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時成粲義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鹹重表以為：「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雲『乃立塚土』，毛公解曰，『塚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複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複續上。」劉寔與鹹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案《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告》社於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塚土』，無兩社之交，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製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台，伺侯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複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尤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眾人鹹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

　　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複疑應卻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灶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雲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察，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雲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複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來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雲爾。」於是冰從眾議，遂以卻會。

　　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雲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案舜受終，『類於上帝，系于六宗，望於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党正之禜，文不系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戶、灶。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屍。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雲，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雲，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到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已，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於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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