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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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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決定盛衰 1 1942年下半年以後,美、英軍在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遂步開冶反攻,日軍由風捲殘雲似地進攻轉為節節抵抗,日本的大半個身子仍舊深深地陷在中國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來。 日軍大本營認為:1943年是決定日本盛衰(勝敗)的關鍵一年。其對戰局演變的判斷是:美英將發動更大規模的反攻,中國軍隊即使不發動大的反攻,就目前這樣拖住日軍,日軍也將受不了。因此,整個局勢對日本將愈益嚴重,面臨傾國家民族之全力以決定日本興亡的大決戰。 天皇和大本營預感到形勢的險惡,而惶恐不安。特別是對中國的戰爭、更令其膽寒。以前他們認為若不迅速解決在中國的戰事,日本征服亞洲將成泡影;而今他們認為,若不從根本上解決對中國的戰爭,日本將面臨危險境地。 日本謀求從中國脫身的手段有三種:其一,通過第三國斡旋和通過「諜報路線」,企圖與蔣介石和談,停戰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國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衝,企圖滅亡中國,或給蔣介石以顏色瞧瞧,迫其坐到談判桌上來。其三,通過扶持汪精衛這樣的「新政權」,以實現其以華治華的目的。日本人則趁機抽身他顧。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會議上,東條英機首相提出一攬子對華新政策。其主要內容為:針對美、英樹立重慶政府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日本則大力樹立汪精衛政府,使之在國際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強其軍事實力。以汪精衛的「新政權」對抗蔣介石的「舊中國」,把中日戰爭最大限度地轉變為「新政權」與「舊中國」的戰爭。具體謀略手段是,日本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同時,把原屬美、英等「敵國」的在華租界收歸「新政權」,廢除這些敵國在華的治外法權等等。 同日,汪精衛應東條英機首相之邀,抵達東京訪問。在首相官邸舉行「兩國政府首腦會談」。東條英機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會議的決定。汪精衛感激涕零地表示:願與日本同生共死,傾其國力,協助日本完成戰爭。 東條英機也向汪精衛表示:「大日本帝國將真正與新中國一起向完成戰爭邁進,締結基本協定。」 兩人最後商定:於1943年1月20日,汪精衛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國宣戰。 汪精衛的宣戰實際上是汪對蔣的宣戰。汪精衛的宣戰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就主動提出對美、英宣戰,企圖以宣戰來提高偽南京政府的威望,與日本「平起平坐」 在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偽宣戰,原因有三。其一,擔心南京政府獨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無實力的汪偽政權向美、英宣戰,實在自不量力,徒招恥笑;同時,也會被同盟國認為是日本軍力虛弱,不得不將汪精衛政府也推上陣來與美、英對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戰,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國的民心。「 現在,東條英機迫於戰爭形勢,為了從中國脫身,不得不這麼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營偵聽破譯了美特密第7號電報。得知美國撤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已由美、中雙方簽署的條約以及附帶的換文,最近將經參議院審議生效。 東條英機為了讓樹立南京政府的行動取得最佳效果,決定搶在美國人前面宣佈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和南京政府對美、英宣戰。 1月9日上午。 汪精衛戎裝裹身,掛上將軍銜,精神抖擻地在南京發表對英、美《宣戰佈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進行大東亞戰爭。 接著,汪精衛和東條英機政府簽訂了《共同宣言》和《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協定書》,汪精衛沾沾自喜地認為自己通過和平救國,做出了一件歷史性的「偉大」的「愛國壯舉」。 在1942年12月21日的東京御前會議上,日本還決定「帝國對重慶不進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斷絕同蔣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討,決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圖謀。但是,東條英機鑒於以往的教訓,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蔣介石看穿了企圖,不但不能從中國的泥沼中拔出來,反而會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於是,東條英機政府必須表現出戰勝的信心,擺出一副準備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勢。 事實上,東條英機首相也並非真正斷絕與重慶的和平工作,在決定「斷絕」時,同時規定:(一)對重慶的和平工作,轉由汪精衛政府繼續來做。日本內閣首相進行指導,但要指導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與汪主席聯繫」;(二)日本方面應禁止一切暗示對重慶和平之類的言論宣傳。 日本現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著套兒抓小鳥。抓鳥人雖然迫不及待,但必須隱藏得不露丁點兒蛛絲馬跡,否則,鳥兒就飛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腳之後,東條英機首相認為還應修訂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簽訂的那些條約,因為那些條約是把中國作為日本的戰敗國對待的。現在,「新中國」既然已經向美、英宣戰而「獨立自主」了,日、中也應該重新訂立一個冠冕堂皇的平等條約——日華同盟條約。 日華同盟條約的焦點是日方自動放棄在華駐兵權。這引起了陸軍方面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投入那麼大兵力,作出那麼大犧牲,如果放棄駐兵權,就一點油水也沒有了。 外務省重光外相堅決主張放棄駐兵權。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日本如何從中國脫身,而不是談條件。他說:「由蔣介石來實現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則無望。今後日本新政策的基礎必須向中國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衛為對手,也不是為了與蔣介石進行討價還價,而是日本通過國民政府(汪偽南京政府)以全中國國民為對手,將以實際行動證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這樣才能堵住蔣介石藉以動員民眾進行抗戰的藉口。才有可能結束戰爭。」 東條英機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張;於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國與中華民國同盟條約》的簽訂。 東條英機首相認為,《同盟條約》的簽訂已把中國人抬上了非常體面的舞臺。簽約的當天,他還煞有介事地發表了《帝國政府聲明》。 ……帝國政府期待遵循日華新條約的根本精神使兩國關係有劃時期的發展,同時對中華民國完成獨立自主,今後將不惜給予一切支援…… 同時,汪精衛也發表了長篇聲明; ……回顧中日事變爆發以來,重慶方面曾公開主張如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方可實現和平、然而就當前的狀態而言,不僅得以恢復到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甚至超過了幾倍,即在蘆溝橋事變以前的中國,有租界,有治外法權,如今則已消失;蘆溝橋事變以前,中國領土內到處呈現『次殖民地』狀態,今則美、英侵略勢力已被肅清,百年來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已被廢除。過去日華兩國的方針不能相容,今則完全一致樹立起永久友好的關係。現在所需要的唯有重慶方面重新予以考慮。這從大局來看,當然也對中國本身有利。因為日本履行撤兵,中國領土內的戰爭狀態將立即解消。重慶此際必須重新考慮。重慶的所謂抗戰,已並非為中國本身而抗戰,不過是為美英而抗戰。希望重慶方面的將士及民眾應該明確認清事態,迅速決定自己應走的道路,現在為時尚不為遲。延遲一日即貽誤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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