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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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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的老連長王永元,這時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個什麼身份,可他的威望還在,跳起來喊一聲:「黨員跟我上!」就沖了上去,二連一排長王元力(1945年犧牲)吼叫著「拼馬刀!拼馬刀!」跑在最前頭,八路軍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車給圍住了。 日本鬼子還真是有點武士道精神,他們愣是背靠著背和一大群八路軍拼刺刀,不死不歇氣。汽車邊上趴著個日本軍曹①,被翻倒的車門壓住了不能動。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響了手雷,崩起的彈片把老王的臉上劃了個大口子,害得他從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兇悍也抵不過咱們人多。四班副班長馬德元腿部中彈,帶傷砍了兩個鬼子;其他戰士你一刀我一槍,很快把敵人消滅了。 【① 軍曹:日軍的軍銜。】 幾個鬼子兵躲在亂墳崗背後頑抗,小戰士李茂林拎著短槍從後面繞過去,打死了鬼子的機槍射手。剩下的鬼子抱著個擲彈筒轉身就跑,被八路軍一陣排子槍撂倒了。 這場戰鬥,劉春雷從頭到尾沒放槍,一直陪著那個老頭看熱鬧。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車跟前一瞧,卻看見二連排長王元力臉上纏著繃帶,坐在地上不言語。警衛班的李茂林拎著一挺歪把子機槍,站在他旁邊一個勁地抹眼淚。大劉覺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傷都沒有哭,小李子這麼傷心是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處況玉純主任的警衛員,當時況主任還沒有馬刀,警衛員當然就更沒有了。戰鬥一開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撫官的軍刀,心裡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動作慢了點,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裡。王排長嘴巴被彈片劃開了,說不出話,可就是抓著軍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邊抹著眼淚一邊嘮叨:「憑什麼你們能有馬刀?憑什麼況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沒 有?……我拿機槍和你換馬刀還不行嗎?……」 最後,王排長被這小傢伙鬧得怪沒意思,只好把刀讓給他了。那軍刀把上鑲著三顆星,是日軍大尉的佩刀。 半個多小時的戰鬥,全殲日軍二十六人,繳獲擲彈筒一具、機槍兩挺、三八步槍二十支。但騎兵團的損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內的八名幹部受傷,而犧牲的戰士中,竟然有七名紅軍骨幹。總結下來,這次作戰的不足之處是準備不夠充分,伏擊戰打成了遭遇戰。 這場戰鬥在魯西北的影響很大,因為,自從範築先戰敗自戕以後,當地的各路武裝就沒有誰敢直接和日軍交戰,鬼子在聊城一帶耀武揚威、肆無忌憚,把人民群眾壓迫得喘不過氣來。騎兵團剛來不久就消滅日軍一個小隊,再次掀起了對日作戰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動得奔走相告,八路軍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當時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進了中原, 先占了盧溝橋啊,後占了山海關。 那火車就開到了濟南,哎咳喲, 鬼子就開大炮啊,八路軍就拉大栓, 瞄了一個准啊,打死個日本官。 …… 當天,騎兵團在小馮村安葬犧牲的戰友,王小樓村的那個老頭和當地群眾一道參加了葬禮。老大爺見人就說八路軍的英勇,把騎兵團的傷員都接待下來,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顧,還讓女婿趕著大車去濟南為傷員買藥。老百姓的熱情讓八路軍傷員感動得流眼淚,那些偽軍俘虜在一旁看著也慚愧地哭了起來,當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棄,我願意跟著你們打日本。」 第二天,日軍出動二十五輛卡車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為同夥收屍,一無所獲。從此以後,敵人再也不敢讓小部隊單獨行動,小股日軍下鄉襲擾百姓的現象也很少見到了,廣闊的鄉村又重新成為騎兵團馳騁的戰場。 §第八章 新來的團長 1939年底,閻錫山製造的「十二月事變」引發了抗戰期間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當反共急先鋒的是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開始的時候,共產黨以教育爭取為主,一再忍讓,結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師、暫三師得以佔據冀南,進逼冀中。於是,從1940年3月到7月,八路軍集中十七個團,分成左、中、右三個縱隊,連續發動兩次討逆戰役,殲滅石友三及其同夥六千五百餘人,把這個老軍閥趕回了魯西南。 這期間,劉春雷和二十多個斥候騎兵被抽調到中央縱隊的通訊隊,在宋任窮、陳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長(開國中將)之間來回跑。 按說,八路軍步兵的團、營單位也有騎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這種十多個團的大仗來,乘騎通信員就顯得數量不夠,戰鬥力也不強,需要斥候騎兵予以協助。打仗的時候,騎兵們聚集在首長周圍,領導一發話,一個騎兵跟一個專職通信員,或者兩三個騎兵跟上一個參謀,打馬就往部隊跑。乘馬通信經常要穿越一些情況複雜的地段,斥候兵平時經常在外面轉,見多識廣,熟悉沿途環境,對周圍的敵情也比較瞭解,能夠提高安全性和準確性。 但是,戰場上的情況多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 有天晚上,劉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員去七七一團送信。黑夜裡,他倆隻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幾個小時到了個村子。哨兵問「什麼人」,這邊答一句「送信的」,馬也沒停就進去了。 他們進了村就找馬燈。那時候,部隊的辦公機關晚上都在院門口掛一個馬燈,通宵亮著。他們走到馬燈跟前喊聲「報告」就往院子裡鑽。等屋裡的人探出頭來,他們這才發覺不對:「是敵人!」兩人轉身就跑。劉春雷動作快,打馬從村子的另一頭沖出去了;通信員的動作慢了點,被打死在路口。 有時候通信員和參謀不夠用了,騎兵也單獨送信。但由於畢竟不是幹這一行的,對一些軍事術語也就聽不明白、說不清楚(為了防止意外洩密,騎兵傳令大都是口信),特別是首長們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讓北方兵們犯糊塗。 有一次中央縱隊派騎兵傳令,四個人愣是傳出三種說法來,把徐深吉旅長(他也是湖北人)氣得要命。 1940年8月,劉春雷回到騎兵團,團部通知他到騎兵二連去當班長。 這時候,廖冠賢調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團當政委,黃家景①團長也調走了,參謀長徐國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團去當副團長,由政治處主任況玉純升任騎兵團政委。 【① 黃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58年率領預七師在北大荒集體轉業,任合江農墾局局長,現已九十四歲高齡。】 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騎兵團沒有團長、副團長,也沒有參謀長和政治處主任,只有新上任的況玉純政委一個人管事。 當然,特派員徐青山也能幫著況政委,於是兩個政工領導就接著「反對不良風氣」,結果反著反著就出了個事故。 騎兵團有一幫陝北來的基層幹部,戰功大,脾氣也大。這裡面,新任四連長韓永正的性格最倔,沒人敢惹;老的二連長王永元被教訓過一次,老實多了;剩下的一連長許得和(1942年犧牲)、一連副連長米秀山和三連副連長李樹茂(1948年犧牲)就成了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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