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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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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是毛澤東正式宣佈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和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制,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能夠進行合作。毛澤東在這時也表示——雖然不是作為正式談話——共產黨願意在名稱方面也作一些改變,以利於「合作」,但在根本上並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願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在這以後的幾個興奮緊張的星期中,毛澤東的這一談話對時局發生重要的影響①。在這個談話刊出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幾個宣言都遭到封鎖,南京方面少數幾個看到這些宣言的領導人對之也抱深為懷疑的態度。但在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共產黨領袖本人的談話普遍發表以後,有些有影響的集團就會更加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了。又有不少人開始擁護兩黨「複婚」的要求,因為要求停止代價浩大的內戰和實現和平團結來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脅這一建議,對不論什麼階級都是有號召力的。 〔①訪問記全文刊《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紅軍中間呆了將近四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可不容易,張學良的東北友軍幾乎已從所有戰線上撤出,由南京的軍隊或其他敵意的部隊換防。當時只有一個出口,那是由東北軍一個師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車路程。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來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象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只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做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向我握手,我嘴裡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蹚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裡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五天后,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裡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裡,吃黑豆和野豬肉。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裡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樹叢中間盡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靜,紅軍在這裡只駐了一營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馬,進了洛川,那裡有一輛卡車在等待著我。一天以後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樓時我就從司機座旁下了車,請一名紅軍戰士(他穿著東北軍制服)把我的包扔給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接著又找了半天,這時我疑懼交加。果然沒有疑問。我的包不在那裡。在那個包裡,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捲——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文件。必須把它找到! 在鼓樓下面激動了半天,交通警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看著我們。於是進行了輕聲的商量。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怎麼回事。那輛卡車用麻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我的那個包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樣一個麻袋裡,一起卸在我們旅程後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司機懊喪地瞪著卡車。「他媽的,」他只好這樣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機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識中感到明天早晨太遲了。我堅持我的意見,終於說服了他。卡車轉過頭來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個朋友家裡整宵沒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到無價之寶的那個包。要是那個包在咸陽打了開來,不僅我的一切東西都永遠丟失了,而且那輛「東北軍」卡車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陽駐有南京的憲兵。 幸而,你從本書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著要把它找回來的直覺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佈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乾脆拆除,不致使人覺得難看。原來是蔣介石總司令突然光臨西安府。那時我們的卡車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為這條道路經過重兵把守的機場。 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面——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並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採取的全部保護總司令生命的措施後來也證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衛他的軍隊中間,他的敵人也太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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