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99)_斯諾

九九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裡讀六個月書，又在一個中學裡讀六個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裡讀一年書，後來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裡教體操。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的省會雲南府，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生後才離校。我的志願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革命。我小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和別的走村串寨的手藝工人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於有革命的傾向，一九〇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我隨有名的雲南都督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后，雲南也舉行了起義。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與清朝總督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了趙爾豐，次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為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在校裡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紮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上的敘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第十三混成旅（後改為第七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重大損失，在戰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隊作戰。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雲南府，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蔡鍔首先為保衛民國而獨樹反幟。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任雲南省警察廳長。唐繼堯捲土重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於帶一連人逃出來。另外一位同志也帶領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拷打致死。我帶領一連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留一下，然後進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後來又到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一起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紅軍後來當然打過他們。但在那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要取我的首級，卻急於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尋找共產黨，為自己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劉湘所以要我為他效勞，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我用來對付反動派軍隊頗具成效的戰術，是我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得來的機動遊擊戰術。我跟部隊的逃兵、流竄的匪幫作戰，從這些艱苦經驗中學習到的東西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遊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的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很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不管大小，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要堅持要從一切角度對敵人的陣地有清楚的瞭解。我跟民眾一般也保持很好的關係，這給我不少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術著稱，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以為對指戰員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瞭解。有了這種瞭解，他們才能有堅決地為主義而戰的士氣。此外就是經驗——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後，就搭長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雲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脫出來前，我買了一些戒煙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煙，在到上海的船上，繼續戒煙。到上海時，差不多已經戒脫了這個惡習，在上海廣慈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絕了煙癮。

　　「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發生關係，只是決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麼的聯繫。事實上，黨剛在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於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己閱讀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後引起的。對我的其他影響只有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夠找到的關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了。在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衛民國和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戰鬥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象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因此我到北京去繼續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尋找共產黨。然而在北京我運氣也不好，仍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象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許多學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後，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聰慧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在九月間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張從埃斐爾鐵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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