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84)_斯諾

八四

　　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很為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麼壞事都幹盡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為問題是那麼簡單：他要為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至於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裡。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寧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象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只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體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裡上來。放下卷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志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麼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蘇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麼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挨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只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裡。

　　徐海東於一九〇〇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糊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為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念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裡。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只是「挨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裡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採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只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面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麼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系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燾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面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面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

　　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於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眾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於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復似乎到處都是採取同樣野蠻的方式，不論種族或膚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卻頗有啟發意義，這裡不妨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這在中國是怎樣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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