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18)_斯諾

一八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裡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裡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裡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麼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麼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覆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裡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麼？」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麼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我後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聖誕老人徐特立時，終於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擔任過湖南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現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後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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