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5)_斯諾

五

　　§三漢代青銅

　　西北的危機在我到達西安府大約六個月後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發，富有戲劇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張學良少帥統率下的大軍同他以剿共軍副總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滅的「匪軍」令人驚詫地結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裡，不知道這些奇怪的發展，甚至在蔣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藍衣社憲兵總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西安府的監牢裡關著大約三百名共產黨員，藍衣社還在繼續搜捕。當時空氣極度緊張。到處是特務和對方的特務。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秘而不宣這些興奮緊張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情，和當初不得已才讓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這裡報道出來。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了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繫，只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錶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了，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①。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①這位「王牧師」的真名是董健吾。〕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這裡就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才能說明當時已經達成的秘密諒解的基礎是什麼。

　　大家知道，張學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還是受人愛戴、為人慷慨、有現代化思想、能打高爾夫球、卻又喜好賭博、吸毒成癮這樣一個性格矛盾的主宰滿洲三千萬人民的軍閥獨裁者。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承認他從他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下來的職務，並且還給了他中國軍隊副總司令的頭銜。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開始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就開始了。侵略開始時，張少帥在長城以南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傷寒，無法獨立應付這場危機。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為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介石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打仗，主張不抵抗，向後撤，依賴國際聯盟。張學良當時有病在身，年輕（只有三十三歲），沒有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於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和南京的命令，結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滿洲，幾乎沒有放一槍來進行保衛。這樣的犧牲使得總司令能夠在南京維繫他自己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開始對紅軍發動新的圍剿。

　　這就是在中國叫做東北軍的滿洲軍隊的大部轉移到長城以南中國本土來的背景。日本侵略熱河時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張學良當時沒有在醫院裡，其實他是應該住院的。南京沒有給他任何支援，也沒有作抵抗的準備。總司令為了要避免打仗，準備讓熱河也淪於日本之手——結果就是這樣。張學良背了黑鍋，馴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國義憤填膺的情況下，總得有人辭職以謝國人。本來這不是蔣介石就是張學良，結果是張學良屈服下臺，他到歐洲去「考察」一年。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②，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癒了吸毒惡習。他象許多中國將領一樣，幾年前在作戰間隙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要戒煙不是件易事；他沒有時間進行必要的長期治療，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辦法治癒。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了。

　　〔②當時英國工党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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