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盧溝橋(24)_馬立國

二四

　　中國漢奸的心態也很複雜，有的是在強權的壓迫下當了漢奸，有的也未必，可能是為了蠅頭小利或是個人恩恩怨怨，有的今天慷概陳詞為國為民奔走呼號，明天天亮又可能搖身一變，前面說的話餘音還在繞梁，他已經自我否定。肖振瀛由於與日人來往過密，受到國人指斥，藉口出國留洋去了。宋哲元、秦德純形象如何，忠不忠還要看行動。

　　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國家權力已經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陸相寺田壽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將在海、陸、外三相會議上提出對中國「總力戰」，陸相寺田大將表示贊成，外相有田也同意。怎麼解釋「總力戰」三個字，意思是綜合國力戰，或是全面戰爭。也就是準備對中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吞併中國。這樣確實是比較徹底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掃清與蘇聯開戰的後方和佔領中國的戰略資源——包括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基地。可是經過精確的計算日本要出動9個師團的兵力，也就是40萬大軍的兵力，當前日本駐國內外的總兵力不過25萬，觀點又轉了回來，還是在華北建立第二個滿州國為妥。

　　日本在華北增兵深深刺激了華北民眾，5月28日天津學生遊行抗議日軍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軍將領明確表示「二十九軍誓不與日方妥協，誓不由華北撤退。」

　　日方進一步在平津市區進行巷戰演習以威脅華北軍民。

　　日軍坦克、步兵在北平市內以民房、公共建築以及平民為假想故進行演習，從朝陽門到東交民巷的街道被坦克輾得亂七八糟。在朝陽門內一個11歲的小女孩對著日軍坦克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被坦克掃射並用履帶輾成肉醬。

　　二十九軍不甘示弱，繼之在河北固安一帶舉行聲勢浩大的反戰演習。參加的部隊有三十七師、一三二師和若干特種部隊，總兵力在5萬人左右。宋哲元將軍親自奔赴龐各莊現場指揮。隨後，駐華北的東北軍萬福麟部，商震的三十二師及駐河南新鄉的龐炳勳四十軍也都舉行了較大規模的演習。回顧幾年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一直到1933年長城抗戰，從長城抗戰到簽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中國方面從軍事上，外交上步步失利。1935年下半年以後，首先是華北及全國民眾的覺醒，其標誌就是「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中國政府逐步穩住陣腳，總結過去，開始做積極的戰爭準備和外交上的反攻。

　　1935年夏天蔣介石在廬山接見秦德純的時候已經表示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在所難免。所以國民政府的國防計劃在如下方面也做了些準備：

　　1．整編陸軍。
　　2．整編和建立特種兵。
　　3．擴建空軍。
　　4．
　　5．國防工事構築。
　　6．整修江防要塞。
　　7．實行徵兵制。
　　8．普遍實行軍訓。
　　9．開發經濟資源。

　　當時的中國陸軍派系複雜，編制混亂，武器種類和制式不一，裝備器材缺乏，官兵大都行武出身，缺少精良的訓練，從這一點看，比日軍的軍事素質相差甚遠。1935年春天，蔣介石命令設立陸軍整理處，任命陳誠為處長，計劃分期將全國陸軍訓練為教導師，未編成教導師以前整編成整理師。因蔣預計中日大戰將在1938年夏天開始，所以計劃自1936年至1938年每年整編20個師，3年完成整編60個師，以此作為國防骨幹。另外，蔣介石還下令建立輕炮兵30個團，重炮兵5個團，騎兵10個師，戰車兩個團，裝甲汽車兩個團，高炮7個團，化學兵5個團，工兵3個團，通訊兵5個團，交通兵5個團，鐵道兵1個團，鐵甲車5個大隊。另外，將全國分為6個空軍區，設立第三第一兩個司令部，9個空軍大隊另5個中隊，4個運輸隊，建立260多個飛機場……

　　另外，這裡要特別提到兩點：一是蔣介石一向崇尚德國的整軍佈陣戰術，再一個就是預計大戰爆發期限。德國式的整軍佈陣戰術，也許在德國是成功的，不失為有價值的戰術方法，具體到中國是否可行？中國兵的軍事素質差，派系複雜，相互間的協同必有問題。另外，中國軍隊面對的是強敵日本，日方的重武器必然在步兵行動之前打擊，而中國方面還擊能力不足，必然被打亂陣腳，打擊士氣。這種整軍佈陣戰術的弱點其實在長城抗戰中已經體現得比較明顯，而且在以後的抗戰中也都大吃其虧。

　　以後的每一次中日兩軍大的交戰中，日中傷亡人數的比例大多在1∶5——1∶10之間，即：死傷一個日方戰鬥人員，中方要付出5個至10個戰鬥人員的沉重代價。當時毛澤東的軍事理論還沒有被人瞭解或是不願接受。遊擊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還有運動戰、麻雀戰、地道戰……符合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當時的軍事狀態。當然這些戰術必須基於民眾和動員民眾。後來這些戰術使得日本人頭疼，並且吃了苦頭。1938年開戰的設想，未免有些呆板，致使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二十九軍力圖局部解決，而戰機一失再失，最後倉皇退出平津。

　　1936年連續發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中國外長張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因兩事件而引起的馬拉松式的談判，雙方提出談判的核心都不是事件的本身，長達三個月的談判，中國方面的目的是拖延時間，日本方面力圖要求更高的籌碼。英國報紙曾稱中國不再「吃耳光、賠笑臉」，談判的中心內容仍是華北問題。

　　成都事件：1936年8月，日本政府決定恢復成都日本領事館。按國際慣例，領事是商務代表，只能設於通商口岸，成都不屬商埠，而日本卻堅持在此地設領。因此遭到成都民眾的強烈反對。但日方對此不加理會，依然派領事野村率隨員入川。野村一行抵重慶後，派隨員深圳經工、渡邊洗三郎、田中武支、瀨戶尚四人先行前往成都。8月21日，憤怒的成都民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遊行，與四名日本人發生了衝突，混亂中，渡邊與深圳先後被青年學生打死，田中、瀨戶受傷。

　　北海事件：成都事件幾天以後，中野順是以開藥店為名潛伏于廣西北海的一名日本間諜，其間諜活動早已被當地百姓察覺。為了抗議中野的不法行為，9月3日，北海群眾舉行示威，當天下午，中野被闖進藥店的三名買藥人刺死。

　　兩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立即抓住這兩事件大作文章，外相有田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講話，陸軍、海軍、外交三相舉行會議，對中國政府提出種種無理要求。軍部甚至叫囂：「如事件解決拖延下去，即行使兵力的決心。」由於日方的渲染和誇大，成都和北海事件在當時造成了很大影響。中國國內各大報紙也紛紛以「成都月」、「北海月」為大字標題披露這兩個事件。

　　9月中旬至12月30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就兩事件舉行了數次談判，日方提出：

　　解散一切抗日團體。
　　杜絕一切排日運動。
　　實行共同防共。
　　華北經濟提攜。
　　減低關稅。

　　張群外長提出五點反要求：

　　1．取消塘沽、上海兩協定。
　　2．取消冀東偽組織。
　　3．停止不法飛行。
　　4．取締走私。
　　5．在綏東剿匪（指綏遠省東部偽蒙軍）。

　　雙方要求背道而馳，談判無法進行。

　　不法飛行，日方稱為自由飛行。

　　《塘沽協定》確定冀東22縣為非武裝區以後，關東軍以監視非武裝區內是否撤除武裝為名目，沒有經過中國同意，飛機經常在這個地區上空飛行，後來不僅飛出非武裝區，甚至遠至山東等地。不僅作為軍用，後來竟然發展成定期運輸旅客。後來，中國當局公開命令中國人在機場跑道挖了溝渠和建築障礙物，飛機實際已不能起飛降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