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44)_張洪濤

四四

　　6月4日，家族淵源上對華持親善態度的近衛公爵受命組閣，更是給了蔣介石一粒定心丸。但僅僅1個月，華北就出現了戰事，東京到底在做什麼打算？天皇裕仁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日本人從無信義，跟他們打交道，應多做幾手準備。主意拿定，他當下便向華北發去電文，指示29軍：「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需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指示雖已發出，但他的疑慮並未消除。晚飯後，他取消了慣常的散步，又在思索局勢和日本人的企圖。當晚的日記，記錄了他情況未明，猶豫不定的真實心態：「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又言：「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一夜的思考和反復琢磨，蔣介石的思想漸漸地走向全面抗戰的道路上。

　　9日，蔣介石電召何應欽由四川速返南京，著手編組部隊，準備應戰。惟恐29軍臨陣動搖，他再次電令華北，指示29軍道：

　　「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為原則。」

　　在命令宋哲元29軍嚴陣以待的同時，蔣介石秘密電令孫連仲第26軍北上保定、石家莊地區，準備同日軍作戰。

　　7月10日，蔣介石再下決心，就全面抗戰事宜，又採取三項緊急措施：

　　（一）編組戰鬥部隊，第一線為100個師；預備軍為80個師，7月底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

　　（二）將可供6個月用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準備後備兵員100萬人，軍馬50萬頭和6個月的軍糧。

　　蔣介石這次是鐵了心不向日本人低頭，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頭，硬要中國喪失主權，他決意拼死一戰。他這麼想，可華北地區的29軍卻背著他向日本人做了讓步。

　　7月11日下午，張自忠代表29軍與日方達成了屈辱協議，不但同意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及取締抗日團體等，還答應了日軍宛平城、回龍廟不駐紮中國軍隊的無理要求。

　　蔣介石聞訊大為震怒，痛斥29軍媚日，沒有骨氣，並命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形式通知日本駐華使館：「任何諒解，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將為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日本外務省也發表聲明稱：今後軍人對軍人交涉，不關外交當局事。

　　在此嚴重情況下，蔣介石認定日本必無滿足之時，任何讓步也不能滿足東京的野心。遂于13日電示宋哲元，表示準備抗戰的決心。他在電文中指出：「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談話，對外界表明了他堅決抗戰之決心。

　　他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國民眾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

　　「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我們東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到了北乎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

　　「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最後他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些話是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為關注的他的統治和國家存亡的根本大計。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經過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後，在最後關頭，毅然懸崖勒馬，決心抗戰，決不投降，乃為國家之僥倖，民族之慶倖。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最後促使其下定抗戰決心的，還有對西方反對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認為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決不會坐視日本的侵略損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會參加對德國和日本的戰爭，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蔣介石雖已表示準備抗戰決心，但從內心深處，他仍是心存顧忌，一方面他在考慮全面抗戰對其自身統治的利害得失，還抱有說服日本和平解決爭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對全面抗戰的實行，仍有些懼怕心理。7月17日的談話中，他仍呼籲日本能給予和平解決的希望。

　　「盧溝橋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之關鍵，全系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和平解決。」

　　當然，蔣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則的。他的和平解決，並不是要宋哲元喪失領土、主權，把平津讓給日本人的那種和平，他是在堅持不失去對華北的主權的和平。如果連這點也達不到，那即是「最後關頭」的到來。所以他一面準備堅決抗戰，一面仍不放棄哪怕是最後一秒鐘的和平呼籲。在17日的談話中，他為和平解決提出了4條最低條件：

　　「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第27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有任何的約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還是借機對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決不屈服的立場，他接著又指出：「這4點立場，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到『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慮以上四項要求，留給他的，就只有抗戰一途。

　　但受軍部左右的日本近衛首相，非但沒有表現出其家族對中國的友誼，而且辜負了日本萬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約軍部的重托。

　　從事件一開始，他就完全懾服於軍部的高壓，公然倒向了軍部一邊。近衛1月前上臺組閣時留給人們的清新超脫之感，一夜間便被日軍軍刀的血腥氣沖得無影無蹤。

　　就在蔣介石17日發表講話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送交一份照會，公然指責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調兵遣將，形成對日本的挑釁。

　　不但如此，甚至還要南京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嚴然以宗主國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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