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108)_高金虎

一〇八

　　欺騙之所以能對對方情報人員產生影響，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迎合了情報人員的先。之見。研究表明，使欺騙對象進入他傾向於採取的方向，比使他進入與原有想法背道而馳的方向要容易得多。欺騙對象的傾向性越強，他越可能忽略或曲解與自己的傾向性意見不相一致的情報。欺騙者的任務就是提供強化對方傾向性的線索，盡可能減少或消除與這種傾向性不一致的蛛絲馬跡。一段而言，被騙者容易產生自我欺騙。絕大多數欺騙之所以會成功，其主要原因在於被騙者的自我欺騙。

　　如「巴巴羅薩」行動之所以能取得突然性，主要原因在於斯大林認為，德軍在結束西線戰事之前不會進攻蘇聯，在此之前，德國在東線的兵力集結是為了訛詐蘇聯，以便從蘇聯得到更大的好處。一切有關德蘇戰爭即將爆發的情報都是帝國主義散佈的、有意挑撥德蘇矛盾的謠言。正是這種自我欺騙，使斯大林在情報機構發出大量警報後仍執迷不悟。贖罪日戰爭前，以色列情報機構認為，由於軍事力量對比的天平傾向于以色列一方，阿拉伯國家將無法對以色列開戰。阿拉伯國家也有意識地利用了這種先人之見，在戰爭準備階段大力貶低阿軍的戰鬥力，進一步增強以色列人的信心。

　　如何克服敵方的戰略欺騙？研究者認為，雖然加強情報的搜集與分析有助於發現敵人的欺騙，但這並不能確保克服敵人的戰略欺騙。對欺騙保持警惕，也許能使情報人員更加謹慎地對待情報資料，但也會使情報人員疑神疑鬼，對所有的「信號」都抱懷疑態度。如果欺騙本不存在，提高警惕性可能會使情報人員產生存在欺騙的錯覺。如果確實存在欺騙，而其目的只是利用和增強對方的先人之見，提高警惕性可能使情報人員拒絕考慮那些相反的「信號」。情報人員一旦認定「信號」不可信，其先入之見必然起更大的作用。那些被看作欺騙性的、因而不予考慮的「信號」，幾乎可以肯定就是與先入之見不相符合的「信號」。

　　亞伯拉罕·本維茨認為，在估計迫在眉睫的進攻時，若對戰術跡象予以重視，將戰術跡象與戰略假設分開，可能會減輕敵人突然性襲擊的程度。他認為，戰略假設有大量情報資料為根據，通常能維持相當長時間，而戰術跡象是有關敵人進攻準備或意圖的具體報告，它表明事態正向什麼方向發展。這種將戰略假設與戰術跡象分開的方法，非常類似於將原有想法與新「信號」分開。本維茨提出，只要戰略假設與進攻迫在眉睫的戰術跡象發生分歧，情報人員就應感覺到某種直接威脅，並進行適當的準備。過去的經驗表明，如果戰略假設與戰術跡象發生分歧，占上風的總是前者。本維茨建議，在決策過程中，應給予戰術跡象更多的重視。

　　但是，小理查茲叫·霍耶爾提出，本維茨沒有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引起人們警惕的戰術跡象可能是對方的演習或恐嚇，如果將此類行動當作敵人的進攻「信號」，就可能增加發假警報的機會，而這，也是要付出了極高代價的。雖然一般而言，我們應當根據收到的不一致的戰術情報或其他情報來改變我們的想法，但在具體情況下，我們無法預先知道自己是應該重新審查原來的估計，還是應該保留長期以來形成的想法。霍耶爾提出，欺騙取得成功，一般都有一個共同因素，即對方的分析人員為思維定勢所限制，不能對一致的「信號」作出有效反應。從不同的角度看同樣的情報資料很不容易，但這正是發現欺騙所必須的。因此，打破思維定勢對反欺騙分析極為重要。霍耶爾最後提出，傳統的直覺分析方法不能充分有效地覺察欺騙，必須探索其他方法。而本·以色列認為，最好的方法還是證偽法。

　　一項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一個可能永遠不會
　　有現成答案的問題。它留給人們的是一串串的思
　　考……

　　有關判斷失誤的著作已經是汗牛充棟，研究人員提出的各種方法也在實踐中不斷使用，但遺憾的是，判斷失誤並沒有避免，同樣的錯誤人們一犯再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情報人員過於蠢宋，以至於對專家的意見不得要領？木是。入選各國情報機構的，都是頂尖人才。愚笨絕對與他們掛不L邊。

　　那麼，是施騙者的手段過於高明，以至於情報人員無法覺察？也不是。實際上，施騙者的手段是有限的，情報人員閉著眼睛也可以把它們—一列舉出來。可是，判斷失誤仍然不能避免。

　　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回答是：情報分析本質上是一個過於複雜、隨意性過強的問題，它不存在標準答案。敵人的意圖完全是一個主觀性的東西，它全在於敵方決策者的一念之差。作為一個人，他可以按一般的規律考慮問題，也可以獨闢蹊徑，從一個完全相反的角度考慮問題。他最終採取的措施可能有兩種結果：與對方的判斷相吻合，與對方的判斷截然相反。情報人員可以預計到這一點，但關鍵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從正面思考問題，還是從反面思考問題。情報人員作出的每一種判斷都有50％的可能性。從概率上講，正確的概率似乎與錯誤的概率相等，但實際上，在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這種判斷的價值近乎為零。決策者在作出選擇時，只能祈求上蒼保佑：但願這次押的寶是對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判斷失誤全無規律可循。如果這樣說，那麼情報判斷就全無科學性可言了，情報機構也沒有存在的價值了。事實上，經過研究，人們還是發現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茲舉其大者。

　　判斷失誤可以發生在情報工作的各個環節，但主要還是情報分析失誤。這是眾多研究人員幾乎一致的看法。就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純粹由於缺乏情報資料而造成的判斷失誤幾乎沒有。美國在海灣危機前的失誤主要不是判斷失誤，更不是情報搜集失誤。判斷失誤之所以發生，不在於情報機構沒有掌握相關的情報資料，而是因為干擾情報人員分析、判斷的「噪音」太多，以至於情報人員無法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情報資料的數量與判斷失誤的發生率之間沒有直接聯繫。那種認為可以通過最大限度地搜集種種情報資料從而克服判斷失誤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在由於判斷失誤而引起的軍事災難中，情報傳遞渠道不暢加劇了災難的程度。在很多情況下，情報機構都發出了戰爭警告，但由於預警時間過短，決策者無法採取適當的行動，軍事災難無法避免。如贖罪日戰爭、珍珠港事件、「巴巴羅薩」行動……都是如此。這其中，情報傳遞渠道不暢是一個重要因素。如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情報部門在12月7日上午9點30分截獲日本對美備忘錄的第14部分，知道日本即將對美採取行動，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在12時12分才通知夏威夷採取戒備措施，而且他沒有使用傳遞速度最快的電話，而是通過電報（而且是商業電報！）發出的。

　　假如馬歇爾星期日沒有休假，珍珠港起碼有四個小時的預警時間，即使馬歇爾遲至12時12分才發出警戒令，珍珠港仍有40分鐘的預警時間。突然襲擊雖然不可避免，但起碼損失是可以大大減少。但實際上，由於情報傳遞過程中的問題，美國並沒有抓住情報界帶來的寶貴的預警時間。在1941年6月22日晚上，蘇軍前線部隊已經很清楚地意識到，德軍即將發動進攻，但是他們沒有通過緊急渠道將這一情況報告莫斯科；同樣，鐵木辛哥元帥在發出警戒令的時候，也沒有使用傳遞速度最快的電話，而是使用了電報。電報的拍發延誤了蘇軍的預警，以至於有些軍事單位直到戰爭爆發還沒有收到這份至關重要的預警命令。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