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65)_高金虎

六五

　　當然，勃列日涅夫說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內部事務，這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藉口。也許，他通過與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人士接觸後，覺得諾沃據尼大勢已去，不值得他花力氣去扶持。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對杜布切克並不瞭解，杜布切克上臺後，捷克斯洛伐克的內政外交政策還是一個未知數。杜布切克可能會掙脫蘇聯的控制，但也可能不會。從潛意識裡，他不相信杜布切克這樣一個人物會有勇氣與莫斯科分道揚鏡。而對諾沃提尼，他還是瞭解的。這個人不會離開莫斯科的軌道，但是，諾沃據尼與莫斯科的三駕馬車有「一箭之仇」。當動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成為蘇聯頭號人物時，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對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賀，只有不識時務的諾沃提尼向那個倒黴的赫魯曉夫發去了一份慰問電報。這樣的人，扶他作甚！

　　1968年1月5日晚上9點，布拉格電臺廣播：解除諾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由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繼任。布拉格之春拉開了序幕。

　　1月21日，捷共中央委員斯姆爾科夫斯基在《勞動報》發表文章：「我們必須堅決糾正、調整和克服過去對社會主義的歪曲，我們不能容許再發生這種情況。關於問題應如何解決的不同觀點必須按照黨章規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而決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決。高級領導職務不應是終生的……在經濟領域中，必須將經濟改革堅決繼續推行下去並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發展……在社會領域，必須恢復民主，必須創造一種自由交換意見和互相爭鳴的氣氛，讓最有價值的先進思想戰勝保守落後的思想。」隨後，斯姆爾科夫斯基又在各個場合發揮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勇敢地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探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2月22日，在慶祝1948年2月事件20周年的大會上，杜布切克說，捷「還有一系列懸而未決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應該找到「真正符合客觀需要的正確方法」。

　　3月21日，諾沃提尼辭去總統職務，一周後由斯沃博達接任。捷共中央主席團公報指出：捷克的民主化「完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將拒絕任何分裂或削弱社會主義進步的企圖」。翌日，捷共中央完成了人事調整。

　　3月28日～4月5日，捷共中央全會討論了黨內和當前的社會形勢、捷共《行動綱領》草案和為50年代被非法判刑的人員恢復名譽問題，通過了黨的《行動綱領》，強調綱領的制定是從捷克斯洛伐克的條件出發的。綱領的意義深遠，目的是建立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社會主義典型。綱領提出，要改革党的領導體制，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實行聯邦制，發揮民族陣線的作用，改革舊的經濟體制，執行獨立的對外政策，說捷將「根據國際力量的實際對比來制訂自己對於世界政治的基本問題的觀點」，對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在互相尊重、主權、平等和國際主義團結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實行和平共處政策。

　　對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自己有過各種
　　不同的評價。大喜者有之，大悲者有之。有人
　　說：「你們現在看到的不過是兩個冬天之間的春天
　　而已。」「我們應該面對現實：俄國人到底能容忍杜
　　布切克多久？」事實證明，這種悲觀的看法更貼近
　　現實。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悅的心請來迎接杜布切克倡導的改革的。政府的改組給了他們希望，一種如拂春風的感覺，縈繞在他們心頭。可是，這種感覺沒有持續多久。杜布切克指揮的大合唱中，很快就摻雜進不和諧音符。這種不和諧，來自莫斯科。這讓捷克斯洛伐克人覺得，希望的歲月裡，其實也充滿了煩惱：蘇聯人能容忍布拉格的春天開花結果嗎？在東歐，希望的春天已經不止一次來臨，但每一次都是在莫斯科的寒流扼殺下，過早地結束了。

　　人們記起了1956年的波蘭，記起了1956年的匈牙利。當年，這兩個國家的改革勢頭，可並不比捷克斯洛伐克差。可是，波蘭的改革逐漸堰旗息鼓了，而匈牙利的改革火花，則在蘇聯軍隊的坦克碾壓下徹底熄滅了。這一次，輪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會怎樣呢？作曲家什特利爾說：「你們現在看到的不過是兩個冬天之間的春天而已。」一位普通的布拉格婦女抑制住自己的喜悅心情，告訴別人：「我們應該面對現實：俄國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勤列日涅夫對杜布切克並不真正瞭解。他支持杜布切克，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賭博。他當然希望自己押的寶是正確的。但是，沒過多久，他就為自己的選擇後悔了。

　　杜布切克上任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宮發來了電報。勃列日涅夫在電報中，對杜布切克的當選表示了「熱烈的祝賀」，蘇共中央「堅信」，蘇捷兩國人民之間「兄弟般的誠摯友誼將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且月29日，杜布切克應邀訪問莫斯科。在那裡，他會見了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蘇維埃主席波德戈爾內。表面上，他去莫斯科是為了與蘇聯人討論一些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實際上，他去莫斯科是為了接受莫斯科的「任職審查」。長期以來，東歐國家党和政府領導人的更替都離不開莫斯科的首肯。

　　1956年波蘭共產黨決定為哥穆爾卡平反，並選舉他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就遭到了蘇聯的反對。當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親自帶領一個代表團，不經邀請就要參加波蘭共產黨中央全會。杜布切克上任後首先出訪莫斯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在莫期科，杜布切克向蘇聯領導人保證，捷克斯洛伐克與華沙條約組織及經互會的關係不會因本國領導人的更迭而發生變化。杜布切克的誠懇贏得了莫斯科的信任。雙方發表的公報稱：這次訪問是「熱烈友好，誠摯的，對會談中涉及的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這表明杜布切克與莫斯科開始了蜜月時期。可惜，這段蜜月為時太短了。隨後，杜布切克與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進行了會面，向他們介紹了捷國內的局勢和捷共的改革方針。杜布切克曾經想獲得哥穆爾卡和卡達爾的友誼。

　　在東歐國家中，除了鐵托外，哥穆爾卡是最早起來反抗莫斯科控制的代表人物。他的上臺違背了莫斯科的意志，他還明確對赫魯曉夫說過，波蘭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建立在國際工人團結、相互信任和權利平等的基礎上，每一個國家都應獲得充分的獨立和自主。他還說，波蘭要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他的觀點，同杜布切克所要做的事情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差別，杜布切克將這樣的人引為同道，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而卡達爾雖然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由莫斯科扶植上臺，但他歷來就是一個穩健派，並不保守。杜布切克也願意與這樣的人談心。在東歐各國領導人中，捷共有意忽略了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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