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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第8集團軍把這些口供搜集後上報東京,遠東軍事情報處和中央情報局東京站對此表示懷疑。東京站將它的情報等級定為F6級,這是情報來源和情報內容所得到的最低評價。遠東司令部則認為,由於這份情報來自對戰俘的審訊,因此它「沒有得到證實,而且也不能被接受」。所謂中國人「只是增加些滿洲出生的朝鮮人,如同中國共產黨部隊中的兩個朝鮮人師,在中國內戰後就轉給了北朝鮮的紅色政權」,「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他們認為普通的中國士兵是不可能瞭解高層的決策內幕的。第二天,美軍又抓到了更多的戰俘,但威洛比在一份補充分析中還是認為,中國的干涉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

  10月29日,南朝鮮一個軍團在戰場上被中國軍隊打垮,威洛比還是認為:『油於只抓住了幾個俘虜,以及所發表的聲明自相矛盾,因而此時此刻還不能作出進一步的結論。還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在朝鮮進行公開干預。」正是由於忽視了戰俘的口供,遠東軍事情報處和麥克阿瑟將迫在眉睫的危險忽略了,麥克阿瑟因而作出了向鴨綠江進軍的決定,導致了美軍的慘敗。後來,馬歇爾在評述朝鮮戰爭時說:「(『聯合國軍』)沒有對這一類情報進行扎扎實實的鑒別。沒有積累、分析這類情報並從中推斷出經驗教訓的機構……作為在正常的戰爭情況下同敵軍戰鬥部隊保持最持久接觸的主體,步兵是戰鬥情報的觸角。」

  作為美國情報界的龍頭和美國總統的主要情報顧問,中央情報局應該向決策者提供真實的、可供決策者諮詢的情報。但事實上,1950年時的中央情報局沒有能做到這一點。它首先缺乏情報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戰爭徵兆後又對之進行了錯誤的分析,終於使得失誤不可避免。

  中央情報局成立於1947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成立的戰略情報局。戰略情報局的成立打亂了美國情報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報機構的嫉恨。戰略情報局與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及聯邦調查局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戰略情報局在戰後被解散,同它與其他情報機構的緊張關係不無關連。中央情報局繼承了戰略情報局的傳統,也繼承了它與其他情報機構的緊張關係。軍事情報機構與中央情報局基本上不合作,麥克阿瑟在二戰時期就拒絕戰略情報局進入他的轄區,中央情報局也不能進入遠東地區,他不讓中央情報局涉足日本和朝鮮。

  中央情報局在遠東沒有一個立足點,遠東司令部拒絕為中央情報局東京站提供辦公場所,東京站的3個人只得在一家旅館的客房工作。對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島會談時,他曾對杜魯門說,他擁有一個情報系統,「它提供的報告與華盛頓的……部門所收到的情報頗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報,而不相信那些部門得到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既缺乏情報搜集手段,也缺乏情報分析能力。戰略情報局局長比爾·多諾萬是個搞隱蔽行動的專家,受英國特別行動執行局的影響,他對顛覆、破壞和暗殺活動很感興趣,對情報分析並不重視,戰略情報局研究分析處在戰略情報局的地位越來越低就是一個證明。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中央情報局的主要職能是進行情報分析,產生國家情報,但實際上,中央情報局對情報分析並不感興趣,隱蔽行動才是它的工作重心所在。中央情報局最大的部門是隱蔽行動機構,它的活動經費占了中央情報局全部經費的3/4,情報分析無足輕重也就不足為怪。曾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雷·克萊因曾說,當時情報分析人員「主要負責起草每月報告,每期4~5頁印刷紙,然後別出心裁地套上一張封面,添上一條招人惹眼的『世界形勢估計』的標題」。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央情報局更多地關注著蘇聯的動向,對中國是否參與朝鮮戰爭,中央情報局也有過一系列的情報估計。在9月1舊的《每日情況綜述》中,中央情報局稱,它收到了許多未經證實的報告,說毛澤東和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進行了最高級會談,此後,中國的輿論工具加強了對美國的抨擊。中央情報局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萬事俱備,準備以某種形式干預或參加戰爭。以正規軍公開參戰會阻止聯合國接納共產黨中國,而以滿洲『志願軍』秘密參戰則可能確保衝突繼續局部化……以某種武裝形式援助北朝鮮人看來已迫在眉睫。」

  這份估計確實具有某種先見之明,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之所以作出如此高明的情報估計,純粹是誤打誤撞,並不表明中央情報局真正把中國參戰的問題放在心上。它在後來的情報估計中都認為,沒有跡象或證據表明蘇聯或中國有進行干預的意向。10月12日,中央情報局在一份報告中再次確認它前些時候的觀點:中國大概不會參戰,參戰所造成的損失會超過所帶來的好處。它進一步說,除非蘇聯決定發動全球戰爭,否則,中國大概不會在1950年進行干預。這種自相矛盾的報告在1950年初秋比比皆是,以至於毫無意義。一位熟悉當時情報界狀況的人說:「中央情報局在那些日子裡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組織,很多人在兜售他們的得意之作。你能夠找來零零碎碎的戰地報告,然後為你打算致力推銷的任何方案拼湊一個情報。」

  由於中央情報局無法進人朝鮮和日本活動,遠東司令部軍事情報處就成了美國在遠東的主要情報組織,處長是查爾斯·威洛比。從1941年以來,他就是麥克阿瑟的親信。朝鮮戰爭爆發時,他正受命編寫一部反映麥克阿瑟功績的《太平洋戰史》,其興趣根本不在情報工作上。他和麥克阿瑟在很多問題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一名情報人員評論說:「威洛比是麥克阿瑟軍事情報處的理想人選。他對麥克阿瑟想聽到什麼一清二楚,他就如法炮製,如此而已。」軍事情報處每天要編寫一份長達四十多頁的《每日情況綜述》,這個《綜述》完全是一個大雜燴,充斥著流言蜚語和胡思亂想,其價值根本無法進行評估。

  更嚴重的是,威洛比同麥克阿瑟一樣固執、自信,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10月20日,威洛比的《每日情況綜述》承認,中國軍隊在東北的力量存在是一個既成事實,但威洛比仍認為中國不會參戰。一位軍官不同意威洛比的意見,向他談了自己的看法,但不起任何作用。遠東海軍副參謀長阿雷·伯克海軍少將根據海軍情報部門的情報,告訴威洛比,在北朝鮮有中國軍隊,但威洛比不相信。

  幾天後,海軍情報部門再次提出不同意見,威洛比仍然固執己見。雲山之戰後,威洛比雖然承認有中國人介入朝鮮戰爭,但是他認為:「從戰術角度來看,大獲全勝的美國軍隊已經全面展開,這標誌著武裝干涉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很難相信這種行動,如果是有計劃的,會推遲到殘餘的北朝鮮軍隊已經處於戰鬥力最低的狀態時,才付諸實施。」這種說法與麥克阿瑟的觀點如出一轍。

  在威洛比的領導下,遠東軍事情報處對情報的搜集可以說是貪得無厭的,約瑟夫·格登評論說,軍事情報處「活像一台包囊一切的龐大的吸塵器」,把各種情報資料搜集起來,但很少對它們進行分析、評價。儘管軍事情報處掌握了部分中國軍隊調動的異常跡象,但在對這些臨戰徵兆進行分析、判斷時,軍事情報處卻自相矛盾,末能從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杜魯門和他的國務卿在朝鮮戰爭問題上是
  「幹著看」,而他的前線指揮官麥克阿瑟則是「搶著
  幹」。在朝鮮問題上,杜魯門樂得信馬由組,讓麥
  克阿瑟放手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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