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征戰實錄(6)_全勇

六

　　湯原遊擊隊發展不順利的情況引起了滿洲省委的重視。為了加強湯原遊擊隊的領導力量，省委又於1931年1月派綽號「士兵王」的王永江來到了湯原出任遊擊隊的黨代表。王永江來後，採取了一些更為靈活的措施。為了便於和其他各種武裝聯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規矩，自己報號「仁合」，遊擊隊對外也稱為「仁合隊」。

　　王永江這一招果然有效，沒過多久他們就收編了分別由舊軍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孫玉剛帶領的山林隊和礦警隊。但是，這些被收編過來的人都有不少為遊擊隊所不能容忍的壞習慣。於九江是吃喝嫖賭搶樣樣都幹，孫玉剛更是過不了遊擊隊的艱苦生活，抽大煙搶群眾東西，甚至還要帶人逃走。這兩個人雖經遊擊隊黨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後，王永江決定先後把他們倆給處決了。

　　兔死狐悲。于、孫二人被處決後，他們帶進遊擊隊的那些人便與原來的遊擊隊員互相戒備起來。這時，一個叫「老來好」的傢伙便趁機串通幾個人，準備向遊擊隊領導下手。

　　這年6月，遊擊隊在從通河返回湯原路過一個叫孫臭嘴子窯的地方宿營時，「老來好」帶著那幾個人突然闖進了王永江和老楊的住處，殺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員裴錫哲等人，老楊也身中7彈，傷勢嚴重。與此同時，「老來好」的那些同夥也解除了遊擊隊的全部武裝，拉走了兩次被改編過來的新隊員，逃往蘿北方向。湯原遊擊隊遭到了成立以來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挫折。

　　§4　「左」傾關門

　　對於「左」傾錯誤對東北抗聯的影響，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由鄧小平同志題寫書名的《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一書，在前言中寫道：

　　「……這時（1932～1933年左右，党領導的抗日武裝剛剛興起並取得初步勝利的時候——筆者注）中央機關仍在推行王明『左』傾政策。1932年6月召開的『北方會議』，不顧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迫切要求，規定包括東北在內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據地一樣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會議還著重反對所謂『北方特殊論』、『北方落後論』，打擊那些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會後，堅持抗日鬥爭正確方向的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同志被調離領導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堅持援助義勇軍和聯合其他抗日武裝力量的正確主張和實際工作，都被斥為『機會主義』。這樣，就使滿洲党的領導和實際工作落後於客觀實際，不僅喪失了抗日義勇軍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而且使反日遊擊隊的發展也受到了不利影響。」

　　當年，「左」傾路線確實嚇走了不想和我們黨一起抗日的關東漢。

　　透過下面幾段文字，我們就可以想見「左」傾路線當年是何等嚇人了。

　　延吉縣委書記小李子，因為開展團結原東北軍地方抗日集團勢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為搞「上層勾結」，被視為右傾，被開除黨籍；有一個名叫鄧吉生的黨員，本人工作表現很好，可他的哥哥卻是一名偽甲長，儘管那位偽甲長在鄧吉生的影響下在暗地裡為我們作了不少工作，到頭來鄧吉生還是因為這一社會關係而被開除了黨籍；我同盟軍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隊「平日軍」有一支鏡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槍，就給繳了過來；有一個私塾先生，是我們的一個做地下工作的黨員，工作做得較有成效，自己的黨員身份也沒有暴露，但吉東局卻要求他帶領全家上隊，這位同志有點不太同意，於是立即就被開除了黨籍，使一個在群眾中比較有威望、工作有成績的人從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縣王隅溝遊擊根據地，剛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時候，便提出了「沒收地主富農財產」的口號。這一口號一提出，不但嚇走了那裡的地主富農，而且不少中農也被嚇跑了。使這個原來有兩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東滿地區的黨組織在處理抗日遊擊隊與其他反日部隊的關係上，無視其在反日鬥爭中的積極作用，反而過分強調他們反日的不堅決性，紀律不好等消極因素，甚至把救國軍看成是國民黨親日派，把山林隊一律視為鬍子，並時常與其發生衝突，繳他們的槍。在處理根據地（當時自稱赤區）與敵佔區（當時稱其為白區）群眾的關係上，也犯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一些人敵視「白區」的一切，不允許「赤區」與「白區」的群眾互相來往和做生意。凡是從「白區」來的人都可能被當做奸細抓起來拷問。這樣一來，人為地造成了「赤區」與「白區」群眾間的對立和遊擊隊的孤立。

　　像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太多了。在以上這幾個例子中，那些黨員就這樣被開除了黨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見會有多少黨外人員被拒之於千里之外了。

　　1933年5月31日，楊靖宇給滿洲省委的報告中，也專門提出了這個問題。

　　「……但自『九·一八事變』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動起抗日戰爭，完成南滿反日民族革命任務，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確的領導和我們党工作的薄弱。紅軍遊擊隊放棄反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任務，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蘭司令、毛團甚至最壞的東江好等部下群眾在成份上，鐵路、煤礦、造船、繅絲、伐木、雇農等工人、農民占大多數，但結果還是遭受部分的失敗，便是被國民黨鬍子來出賣，如國民黨毛團長過去投降，鬍子頭殿臣、東江好的投降等，這充分地說明國民黨鬍子頭……

　　另一方面充分地說明該廣大抗日的群眾因得不到党的正確領導，以至遭受以上打擊。我們党領導下的抗日遊擊隊過去只是積極地怎樣擴大自己的組織，對國民黨鬍子頭領導下的武裝團體不但不去領導他們怎樣奪取下層群眾和領導權，且時常地尖銳對立起來，以至紅軍遊擊隊雖英勇，時時戰勝敵人，給日本帝國主義很大的打擊，處處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但以党的領導和工作上的薄弱，隊伍又陷於孤立狀態，不能更大的推動起反日民族革命戰爭。」

　　§5　中央來信

　　東北雖然和當時的黨中央天各一方，但與中央卻一直保持著聯繫，執行著中央的有關指示（當然，這會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時間差」）。所以，滿洲省委的同志們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從各種不同的渠道來接收中央發來的指示。1933年3、4月間，吉東局書記孫廣英親自將一份來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給中共滿洲省委。代理省委書記魏維凡、組織部長何成湘和滿洲工會職委書記老曹等人用藥水將信塗出後，一封題為《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的指示信便顯現出來了。

　　全信分為4個部分，分別是：

　　一、日本佔據滿洲後的一般情況
　　二、滿洲反日遊擊運動的性質和前途
　　三、我們党在滿洲的任務
　　四、我們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鞏固和發展是滿洲群眾鬥爭勝利的基礎

　　既然是中央的來信那就快讓大家閱讀、研究吧！那年月還沒有複印機，只能是靠人來複寫，再傳閱。經過傳閱，這些有著極為敏感的政治嗅覺的省委委員們就有人看出問題來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封信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不少人說，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這信來路不對——既然是中央來信，那就應該來自上海，怎麼會來自莫斯科呢？我們和中央並沒有失去聯繫，而且經常有交通來往；其二，這封信的內容不對——信裡講的與中央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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