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征戰實錄(1)_全勇

一

　　§1　風起磐石

　　位於吉海鐵路沿線上的磐石，是較早有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地區之一。1930年8月，中共磐石縣委成立；一年後，中共磐石中心縣委成立。磐石也是日偽重點加強統治的地區，1932年2月，日本人在這個朝鮮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策劃成立了一個「朝鮮人民會」（亦稱保民會），還在那裡專門設立了一個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這些侵略行徑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強烈反抗。僅在1932年一年內，就發生了3次大規模的反日鋤奸運動。關於這三次運動，1937年11月在上海出版的《東北抗日遊擊實錄》中記載著一位目擊者的如下述說：

　　「遼寧磐石縣二區吉昌子一帶的老百姓，因為受不了亡國奴的氣，都要團結起來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後爆發了3次大的抗日鬥爭。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3月7日反日群眾大會，到會千餘人，當日群眾包圍當地警察署，要求他們出來抗日，走狗王署長不但不應允群眾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調兵來彈壓，群眾堅持甚久始散。第2次是4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東北岔反日群眾數名，並想繼續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帶的群眾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動員了600多人，準備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們帶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裡地方，群眾就開始行動，把辣椒面子揚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綁繩剪斷，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

　　群眾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40多裡，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崗，遇到一個大院套燒鍋（白酒製造廠），就像老鼠一般鑽進院藏起來。群眾進不去就把燒鍋包圍起來，燒鍋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趕走狗的群眾，給群眾殺豬吃。雙方對峙到夜裡，走狗由磐石街調來騎兵才退回來。第3次群眾鬥爭是5月間，在磐石北二區蛤螞河子（吉海路沿線）地方開農民群眾抗日大會，到會500多人，當時將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糧食等都給沒收，群眾每人分得高粱3升。當天群眾將吉海路拆毀。」

　　其實，在上面這段繪聲繪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點，那就是沒有說出這三次反日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中共磐石中心縣委、滿洲省委巡視員楊林以及磐石地區共產黨員孟傑民、李紅光、李東光等人。在這裡，我們需要特別說一下孟傑民和李紅光。

　　孟傑民，原籍遼陽，「九·一八」事變前來到磐石縣細林屯。「九·一八」事變後，當時正在磐石中學讀書的他和他的同學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鬥爭的洪流中去。孟傑民的一大特長就是善講，能說服人。1942年抗聯一路軍的負責同志回憶起他時說他「能說能幹……，又有相當的外交手段，無論是群眾，還是抗日部隊，聽了他的講話無不讚揚嘆服」。磐石縣委為了貫徹省委關於「加強偽軍中嘩變工作」的指示，專門派他到駐伊通營城子的偽軍第5旅第13團7連去做工作。經過一番艱苦細緻的工作，這個連的偽軍在四五月間打死了他們的連長，宣佈抗日。雖然後來跟孟傑民過來的士兵不多，許多人不願意站到共產黨的旗下，但他們卻送過來20多支槍。

　　李紅光，又名李弘海。朝鮮京畿道龍任郡人。1926年遷居中國吉林伊通縣。據後來有關他的傳記文章介紹說，他「天資聰穎，好學不倦。在鄉里只讀一年小學，雖然漢話說得並不太流利，但漢字寫得很好，能誦讀一般的文件和寫作文章。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李紅光的特點就是膽大心細，也特別仗義。《東北抗日烈士傳》上記載的一件事就能說明這一點——「紅光見政委（楊佐青）沒有武器，幾次把自己用過的手槍誠懇地讓政委使用。楊政委都委婉謝絕，堅辭不受。紅光心裡很不安，整天想給政委弄支槍。一天，他冒著生命危險，獨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個地主家繳槍。進村後，隱蔽了一天多，終於等到地主出村，他繳了一支嶄新的瓦亮小手槍，贈送給政委」。他組織領導的「特務隊」對保衛縣委安全，特別是在打擊漢奸走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務隊」也因此有「打狗隊」之稱。

　　中央滿洲省委對磐石地區的抗日武裝建設十分重視。楊佐青（又叫楊君武、黑楊）和張振國（綽號張瞎子）就是省委為此專門派來的。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縣委和省委特派員楊林的主持下，一支對外號稱「滿洲工農反日義勇軍第一軍第4縱隊」，對內稱為「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的抗日隊伍正式成立起來了。

　　遊擊隊成立之初，還是很「火」了一陣的。據楊佐青後來回憶說：當時還做了一面繡有鐮刀斧頭的長條形紅旗，在旗褲部位豎綴著「南滿工農反日遊擊隊」幾個大字，隊員們都佩戴著寫有「工農反日遊擊隊」第某大隊字樣的紅色袖標。同時，他們還對外發佈了宣言，宣佈：「本軍受全國反日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活動于磐石縣境，擔任清除走狗、保護民眾之責，決心驅逐一切日本強盜，收復一切失地。」

　　可是，由於當時執行的是「左」傾錯誤方針，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們在與敵人戰鬥的同時還要與當地的一些地主武裝和山林隊伍打仗。再加上遊擊隊的領導人這時還都缺乏作戰經驗（省委答應寄給他們一本「中國遊擊運動」小冊子，他們一直沒有收到。一本從私塾先生手里弄來的《孫子兵法》成了他們學習打仗的教材，幾個領導經常一起在油燈下聽孟傑民讀那本已經發黃的老書），所以剛剛成立起來兩個多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們的蛤蟆河子根據地。於是，隊長張振國離隊到省委去彙報情況，討主意去了。

　　「軍中不可一日無帥」。張走後，原任第2分隊長的孟傑民出任代理隊長一職。而這時中共磐石中心縣委也感到問題嚴重，為了避免與其他抗日武裝再次發生衝突，他們做出決定：將遊擊隊與一支報號為「常占隊」的綠林武裝合併，取銷原來隊號，對外號稱「常占」隊。

　　當時的省委巡視員張貫一在1933年5月31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對此做了如下報告：

　　「……磐石黨團縣委領導上的錯誤，偶以遭受挫折，即認為環境惡劣，無法單獨活動，故在去年7月間極可恥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給了一個慣匪常占，並捧他做為我們隊伍的領導者，實際上不但削弱了我們的政治上的影響，黨（而且）把群眾抗日武裝斷送給胡匪之手，致（至）2月黨團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陰謀和單獨造成自己的實力，事至無奈，只得無計劃地從胡匪窩裡嘩變出去，人數百名，大小新式武裝無法存在，故採取割頭換象的辦法，改常占胡匪名義為五洋胡匪名義相號召，行動上不過到處與鬍子頭很和平地會晤而已，由樺甸直走東滿，萬一環境再惡劣時，以便避難蘇聯。但到樺甸和永吉交界一帶，因種種困難無法東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觀、消極，感覺沒有出路，當時一般下層同志多半主張我們的隊伍是磐石党領導之下的應回磐石去幹，另一部分同志主張乘機東渡，兩方面相爭不已，全體又感到無法東渡，只得靜候省委前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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