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83)

八三

　　七月一日，紅軍先頭部隊抵達毛兒蓋地區，大約於七月十日進駐了藏民的村子。村裡有近四百戶人家，房子一般是兩層，多數用石頭砌成，屋頂平平的。這些藏式農舍的四周，掛著祈禱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護神像（現在還存在），它們像是《仙境術士》裡的巫神，一臉凶相，站在那裡為村民降魔驅賊。毛兒蓋一帶盛產青稞，此時地裡的青稞業已黃熟，等著開鐮收割。據說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紅軍在毛兒蓋停留的時間相當長，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休整，縫縫補補，修理槍械補充糧草。同時，現在，也只有現在，紅軍的領導者們可以討論一下前途了。因為所有的跡象表明，情況將肯定會好起來。

　　果真如此嗎？面前就放著一個大困難。毛兒蓋位於松潘縣城以西約三十英里，離紅軍要去的甘肅只有六十英里。這點路程似乎微不足道，但事實上，就是這短短的距離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兒蓋處於大草地邊緣。中國人委婉地把黃河以南的這片茫茫澤國叫作大草地。紅軍在這裡跨越了中國大陸的一條地理分界線，這片隆起的高原成為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分水嶺。黃河就發源於這個世界屋脊，穿過小半個華北，途中拐了個大彎，最後歸人大海。歷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遠離故道數百英里外的地方沖出一條新的河道，它給中國帶來過深重的災難。

　　就在這連接著中國兩大水系的高原上，紅軍從長江流域跨入了黃河流域。

　　紅軍要越過人們美其名日的「草地」，這塊土地卻似個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裡，恐怕千軍萬馬陷下去也不會留下痕跡。唯一的一條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須經過國民黨軍隊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對紅軍至關重要。兩河口會議上一致同意必須拿下松潘，任務交給了張國燾。

　　紅軍剛剛進駐毛兒蓋，周恩來就草擬了攻打松潘的作戰計劃。他把計劃交給了張國燾，但張卻改變了計劃，至少現代史專家是這樣認為的。他不是立即組織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軍前去佯攻。三十軍包圍了松潘，卻沒有發起攻擊。松潘的守軍人數不多，指揮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國共合作期間，胡宗南在重慶的一次談話中曾透露：「當時我們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設在城裡的一座庭院裡。我記得我曾想過如果紅軍包圍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該怎麼辦？」胡宗南還記得，他在黃埔軍校時周恩來當過他的老師。「他會照顧我的。」胡宗南獨自想著。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幫忙。援兵一到，三十軍就撤走了。現在，人們認為張改變進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壞，因為張不想北上。他認為國民黨太強，紅軍應該向西和向南走。

　　這也許是周恩來病倒前草擬的最後一個作戰計劃。自過雪山以來，他身體一直不好，經常咳嗽。儘管他自己不說，警衛員們都知道他相當虛弱。他們想方設法讓他多休息，而周總是按習慣工作到淩晨二點。他常不上床睡覺，而是趴在桌子上打個盹兒，醒來又繼續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長鬍子更長了。」警衛員魏國祿這樣寫道。

　　周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點喪生。他的體溫曾上升到華氏104-105度（攝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請傅連障大夫，但是傅離得太遠（傅當時在四方面軍），後來從一方面軍請來一位外號叫「戴鬍子」的醫生。周的病與他的肝有關，中國人叫肝膿腫，似乎是一種急性肝炎。他一連幾天不退燒，神志昏迷，說胡話。紅軍戰士輪番從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給他降溫。他的妻子鄧穎超來到他身邊，她自己的身體也不好，無法照顧周，這與有些故事中的說法相反。看來，她到處尋找能充饑的野草野菜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她確實為周燉過補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舉行的毛兒蓋會議。

　　據楊尚昆將軍回憶，周大約病了兩個月，七月的部分時間再加上整個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說，「我們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分一旦行動，就必須用擔架抬著周走，毛指定三軍團負責此事。彭德懷的三軍團仍拖著兩門迫擊炮行軍（紅軍當時共有八門這樣的炮），他決定把炮扔掉，這樣騰出了四十名戰士。

　　彭把照顧周的任務交給陳賡。陳是高級政治委員，三十一歲，生性靦腆，長著一張娃娃臉，臉頰紅潤，鼻樑不高。他曾是蔣介石的黃埔軍校的學員，後來成為紅軍中最有才幹的指揮員之一。

　　孫中山的軍隊初戰廣東軍閥時，陳賡在蔣介石手下效力。蔣介石的一師人馬被擊潰，絕望中蔣舉槍自殺，陳救了他一命。「我必須死在這兒，我已沒臉見人。」蔣哭喊著。陳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敵人一步步逼近，蔣介石正要扣動扳機自殺，陳背起蔣撤到了安全地帶。

　　後來陳賡被國民黨抓住，蔣試圖誘使陳歸順國民黨。儘管陳嗤之以鼻，蔣還是讓陳逃脫，顯然，他想用軟的一手把其他共產黨指揮員爭取過來。

　　「你救過蔣介石的命，」周開玩笑地對陳說，「現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體漸漸復原，在同張國燾攤牌時他沒有起什麼作用。

　　連日來表面上的平靜僅是假像。毛澤東和張國燾都在進行著緊張的勾心鬥角的政治活動。兩個陣營之間出現了尖銳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還是政策、個性和權力，這也是長征中出現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張國燾多年來自處一方開展鬥爭，而且頗有建樹。他同毛澤東之間沒有那種使人親近的個人關係。儘管他也在莫斯科住過很長時間，但他並不喜歡那些「布爾什維克」。他同一方面軍所有的政工和軍事領導幹部都談過話，但看來他沒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關係算是最和諧的了。儘管朱德的態度似乎有點模棱兩可，儘管他曾設法使張和毛觀點一致起來，但到了攤牌的時候，事實證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張的人。李德的回憶錄表明，雖然他從不信任也不喜歡毛，但他對張國燾並無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聶榮臻和彭德懷的回憶錄都表明，張未能把他們爭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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