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42)

四二

　　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

　　直到遵義會議前夕，周恩來還是毛澤東的對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毛澤東被解除了黨中央局書記的職務，而同年十二月來到中央蘇區接替這一職務的正是周恩來。接著，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寧都會議上，周恩來又替代他但任了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

　　周恩來確實曾表示反對解除毛的職務，主張讓毛留職。但是他服從決定，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成為紅軍全軍的總政治委員。實際上，他與博古、李德一起組成了大權在握的「三人團」。從甯都會議時起，毛澤東在紅軍事務中沒有發言權，這也是事實。寧都會議期間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會後也一直沒有返回紅軍。

　　那時，周恩來與「三人團」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邊，阻撓毛的戰略，否定毛的建議。周、毛之間沒有什麼合作。如果說，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的話，也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曾參與反對此種計謀。

　　許多年之後，周恩來悲痛地承認，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寧都會議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他從來沒有主動去徵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其原因可能是他對組織紀律觀念看得有點過重了。他在甯都會議上曾表明。他認為毛應繼續參與指揮軍事，但當領導作出了反對毛的決定之後，他沒有對決定提出異議。不過他還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當毛離開甯都時，他騎馬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復健康，回到紅軍來。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自稱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澤東可能恢復原職。他偶爾也把文件送給毛：「如有便請閱」。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與其丈夫一樣，嚴守黨的紀律。一九七六年春，當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遊行遭到「四人幫」的譴責時，她沒有表態，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和黨修正了官方的立場，她才表態。當楊尚昆將軍請她幫助查明他丈夫對一些問題的態度時，她很乾脆地說：「他從來不跟我講他認為我不應該聽的事情。」

　　對於黨的決定，他與毛澤東的態度不同。毛對於每個決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力圖使自己的觀點占上風，長征開始前後一段時期他就是這樣。周偶爾也表示反對意見。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從中央蘇區突圍的建議，但因「三人團」中的多數——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對，他就讓步了。

　　毛掌握領導權前後，不時感到自己與斯大林有矛盾。有時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特別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感到，出於維護蘇聯作為世界革命堡壘的需要，他們只能把蘇聯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之後，這種情況也發生變化。斯大林曾強烈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戰爭；竭立敦促毛澤東同意成立聯合政府。毛堅決拒絕了這一建議。一九四八年末，當毛抵達河北省的平山縣，準備拿下北平並揮師南下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帶來了一個特別口信：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生存下去。毛不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還向米高揚提出了為什麼要打過長江去的強有力的論據。他認為，他最終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他把米高揚送回莫斯科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他是這樣答覆斯大林的：「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周恩來象領導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是個「外國通」。他在法國和德國度過多年，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也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要長。他對外部世界見多識廣。在文化方面，他對巴黎也許比對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興趣。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在青少年時代雙腳沾滿牛屎，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熟諳農村的習俗，更沒有毛澤東那種中國農民的天性。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侶，在歐洲和中國大城市的共同經歷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相互間的密切關係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來以其政治家的風度和傑出的才智而著稱。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歷，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大膽的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而在長征之前他還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他具備足以相當一名領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現在已全力支持毛澤東，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終結之時，他都從未對毛的領導提出過任何異議。對於周恩來之所以作出這一抉擇的複雜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人們沒有足夠的瞭解。但是從遵義以後，不論他擔任何種職務，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這種夥伴關係，也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

　　顯而易見，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觀點和作風上存在著、而且將永遠會存在分歧。毛很「土」（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詞），他是個鄉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來到上海碼頭，向那些去法國半工半讀（他本人也積極地參與制定這個計劃）的最好的朋友揮手告別。但他自己卻沒有同他們一道去。

　　學者們對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早就有所猜測。有的人認為他因為沒有盤纏而回去了；或者是因為學習法語有困難，或許是因為他與那些穿著比他講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這些解釋看來都沒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輩子研究毛澤東的中國歷史學家李銳認為，毛從未打算過出國。毛認為他的朋友應當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帶回中國。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國。要是他出國的話，留在國內的領導核心就會分崩離析。

　　李銳認為，毛澤東那時就已經得出結論，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和重建，而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靠他，他一定要當領袖，因而感到有責任留在中國。他對西方並未表現出應有的興趣。李銳覺得，這是一個缺點。

　　上述情況在毛澤東的整個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與「土包子」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和關係緊張。有的人認為，毛歷來妒忌周恩來的處世手腕，後來還妒忌他的國際威望。儘管如此，這兩位不同人物之間的聯盟卻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兩人相輔相成。毛是哲學家、詩人，頭腦裡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幻想。他具有一種熾熱的精神，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準備為實現自己的見解而採用任何謀略。他追求目標，堅定不移，不容改變，但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則機動靈活。（直至生命最後幾年）他還是位善於用人的天才，不斷地把自己的敵人和對手變成有用的盟友.周恩來則是一位實幹家、外交家、人道主義者，是一位「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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