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24)

二四

　　此時，毛澤東又知道了中國改良運動的兩位領導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敗中國以及一九〇〇年發生義和團運動以後，改良運動風起雲湧。這兩位改良運動的領袖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毛澤東發現他們的時候，這兩人的影響已在下降了。湖南農村對外界的消息不很靈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緒死去兩年之後，毛澤東才聽說。但是他前進的步伐正在加快。經過一段時期的閱讀和思考之後，他來到長沙，恰逢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他立即剪了長辮子，這是象徵反抗舊制度的行為。他投身於動亂之中，寫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頭腦裡的混亂思想。他呼籲成立新政府，由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有點像（美國）由羅納德·裡根當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和喬治·麥戈文分別當總理和外交部長的政府。接著，他借了一雙膠鞋，打算匆匆趕往多雨的武昌去參加革命。在他啟程之前，革命已發展到長沙，他便報名參加了新革命軍（但這並不是太革命的軍隊）。

　　六個月之後，他認為革命已經結合，便離開了軍隊，到處尋找合適的學校（他曾考慮進警官學堂、政法學堂、商業學堂，甚至教怎樣製作肥皂的學校），後來決定在省立圖書館裡自學。在那裡，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和盧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邏輯》，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有關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閱讀中國詩詞和希臘古典文學的中譯本，就象吃麵條一樣，狼吞虎嚥地閱讀各種書籍，從中國的傳統思想到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哲學，再到當代社會批判。許多歐洲作品都是中國的改良派嚴複翻譯的。毛澤東閱讀了他翻譯的每一部著作。

　　毛澤東飽覽了豐富的中、西方思想精華，於一九一三年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在他的作文上寫道：「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做得出來！」

　　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是促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成熟的溫床。他在那裡度過了五年半的時間。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倫理學教授楊昌濟。楊曾在日本和英國學習了十年，因博學而被譽為「長沙的孔夫子」。毛澤東在這裡還遇見了「徐老」徐特立（他後來同毛一起進行了長征）、方維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學——蔡和森、何叔衡、陳昌、羅學瓚和張昆弟，他們後來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但全部在革命中犧牲了。

　　李銳在研究了毛澤東那個時期的筆記（《講堂錄》）後，感到難以區別毛澤東自己的思想和楊教授的思想，兩人的思想似乎融為一體了。毛正開始把自己接觸過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種較為有條理的學說。他在佛雷德裡克·泡爾生的《倫理原則》一書上批註的一萬二千字筆記就是明證。

　　他在《講堂錄》中寫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後來，他把這一點發展成這樣一條原理：「知識來源於實踐。」

　　長沙師範學校大門的石頭上刻著「實事求是」。這是「徐老」的手跡。毛澤東後來把這一格言當作他政治哲學的基礎。

　　他學習知識如饑似渴。過去他從未讀過報紙。實際上，他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報紙。現在，他對能弄到的每一份報紙，決不放過任何一頁。

　　泡爾生是康德的信徒。於是他又開始發現了德國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成績在全班學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學們的推崇，被他們譽為在品德、勇氣和學識方面均屬第一。有些教授認為，他過於標新立異，太愛挑剔，太喜歡打破常規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學，未來的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的家裡感歎道：「中國如何才能有一位像俄國的托爾斯泰一樣的偉大哲學家和倫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誰能象他那樣清除人們的舊觀念，發展新思想呢？」他畢業時二十五歲。他諳熟孔子、孟子和中國的偉大文學。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學。他學習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國古典的軍事智慧和孫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辯，是位詩人、愛國者，是位年輕但迅速成熟的哲學家。他熟悉中國的遺產，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瞭解其人民、農民，瞭解中國的問題，瞭解中國的特有的遺產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國必須變革，他正在為領導這一變革作準備。

　　他努力使自己瞭解外部世界。他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情況。他知道馮·興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羅·威爾遜、克裡孟梭和福煦等人的名字。他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情況的書刊，並以喬治·華盛頓作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為止的證據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還沒有閱讀過馬克思或列寧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發揮了作用，但這時「共產主義」一詞尚未出現在他的任何筆記本中。他的朋友、老師或熟人後來也都回想不起他當時知道或聽說過《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

　　但他已處於脫胎換骨的邊緣。從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他步行了好長一段路程，然後來到北京。幾個星期之內，他便開始閱讀《新青年》雜誌裡李大釗的文章和談話，從此一頭紮進了馬克思主義。由於沒有中譯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學習了《共產黨宣言》。但是他已經全神貫注於俄國革命了。正如他後來說的：有三本書銘刻在我的心裡，建立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卡爾·考茨基（列寧的死對頭，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締造者）的一部著作，書名他已記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馬斯·柯卡普的粗製濫造的作品《社會主義史》。他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但認為這是他所信仰的東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進的美國青年不無相似之處。這些美國青年連毛澤東的書一行都沒有讀過，卻自稱為「毛主義者」。

　　毛澤東開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並不能說明他的哲學思想。他倒相信門羅主義，他也沒有摒棄喬治·華盛頓的楷模形象，依舊相信美國及其革命的進步性質。他同許多中國青年一樣，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強烈吸引。

　　毛澤東此時才二十五、六歲——和他四十歲坐擔架長征時一樣——他智力過人，知識淵博。這個讀馬克思和列寧著作的人並不是胸無點墨的人，而是一個珠璣滿腹，思想深邃的人。

　　長征中，他的同事裡沒有一人堪與他的博學多才相比。特別是那些自稱的「布爾什維克」，幾乎都是中國中層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對中國的社會狀況瞭解甚少，而對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活則一無所知。他們生吞活剝地吸收了辯證法去為自己服務，而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訓練列寧之後的政治機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對於有頭腦的中國青年是不感興趣的。他們要的是把俄國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常識和中國落後農民的特點之大成，在悉心運用時，幾乎是無往而不克的：不論他的目標是二十六歲的布爾什維克，是象朱德那樣『四十出頭的將軍，還是象林彪那樣野心勃勃的青年。

　　「擔架上的陰謀」所導致的結局，是不會使瞭解毛的為人的人感到吃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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