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57)_李奇微

五七

　　◎第十章

　　已汲取的和未汲取的教訓——這些教訓對於我們尋求和平的意義

　　如果不認真地將自己在以往戰爭中汲取的教訓運用於解決今天的軍事問題，那麼我們不厭其煩地談論這些教訓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真細緻地分析這些教訓，以避免以無法估量的代價重犯我們曾經為之付出昂貴學費的錯誤。

　　有關朝鮮戰爭的重大錯誤之一是，我們習慣於將自己的戰略建立在分析敵人企圖的基礎之上，而未能對我們所掌握的敵人的實力情況給予應有的重視。儘管麥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們知道，紅色中國完全能夠迅速採取在朝鮮進行干預的威脅行動，但他們還是低估了中國人的這一威脅。而我們的錯誤則在於，我們採取行動時依據了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當時「沒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會向鴨綠江以南派兵作戰。

　　今天，我們在東南亞同日益增多的困難作鬥爭時，令人滿意的是，我們似乎更重視我們知道敵人能夠於些什麼，而不是我們認為他們準備幹些什麼。約翰遜總統曾經說過，他相信紅色中國說的話——而我們在朝鮮卻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深信我們的決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紅色中國人的領導下定了決心，那麼紅色中國人是能夠激怒我們與他們打仗的。他們的公開言論已清楚地表明：他們對待人類生命的態度，甚至對待他們自己人民生命的態度，與我們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我沒有參預當前各項計劃的研究與制定。但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準備，以應付紅色中國動用其威脅力極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當我聽到有影響的人物向我們擔保中國「不敢」採取這種或那種行動時，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們軍界的決策人再也不會由於錯誤地判斷共產黨中國人的意圖而產生麻痹情緒了。

　　也許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教訓，可是，還有一些其他的錯誤至少我們的部分公民似乎還要執意堅持下去。在朝鮮戰爭期間，有些人認為，以空軍來切斷已投入戰鬥的敵軍所有增援和補給，就可以創造截斷敵人的奇跡。空軍並不能創造這種奇跡。這個事實本應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曾在朝鮮參加過地面戰鬥的人都不會輕視我空軍在那裡創造的業績。空軍不僅使我們免於災難，而且，如果沒有這支力量的支援，聯合國軍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與地面作戰的成敗同樣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是，空中力量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連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這些局限性從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那樣明顯。當時，德國人不顧盟軍掌握著無可爭議的空中優勢，照樣利用少數幾個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大約二十六個師提供補給達兩年之久，從而使這些師得以維持下去。在朝鮮，我們實際上掌握著整個半島的制空權，但是，就連麥克阿瑟本人也承認，我們無法依靠空中轟炸來孤立戰場或切斷對方的增援和補給。在越南，迄今為止所發生的情況再次證明了這個教訓：轟炸之後，在短短幾天之內，敵人的鐵路和橋樑就可修復並重新投入使用，滲透路線也未被切斷。可是，我們至今仍然還可以聽到要求進行飽和轟炸的論調。這種論調的支持者們堅持認為，飽和轟炸可以切斷越南北方與南方的聯繫。

　　我還懷疑，我們是否從朝鮮戰爭中汲取了更深一層的教訓，即除非協議中帶有能夠在今後付諸實施的制裁條文，否則，與共產黨簽訂的各種協議都毫無價值。在朝鮮進行的兩年的艱苦談判告訴我們：只有在履行協議明顯對共產黨有利時，或者他們遭受報復的威脅十分明顯、不可忽視時，他們才會履行協議。在東南亞，不論最終能與共產黨人達成何種協議，要將各種具有約束力的制裁條文加進去肯定是極其困難的。然而，我們仍須做好必要時推遲最終協定的簽訂、直到將這類條文寫進協定的準備。

　　我們在朝鮮得以避免的一個錯誤，是堅持在進行談判之前實現「全面勝利」、「敵人的無條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動」。可是，從當前四處可以聽到的並且充斥各類公開刊物的許多口號來看，我不禁懷疑我們的公民是否都已經懂得了有限戰爭的概念。一場有限戰爭並非只是一場尚未全面開展的小規模戰爭。它是一種根據我國的利益和現時的實力對各種目標作出具體規定的戰爭。「無限」的戰爭，亦即除「勝利」之外沒有明確規定地理、政治和軍事目標的戰爭，可能會無限制地升級，就象那些取得一個勝利之後還需要贏得另一個勝利來保障前一個勝利的戰爭一樣。堅決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贏戰爭聽起來可能很有大丈夫氣概，「捍衛自由」的號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樣會使我們的熱血沸騰。可是，在今天這種時代，一場全面戰爭的結局是不可想像的。它很可能意昧著數千年文明的毀滅，連一個能慶祝勝利的人都不能倖存下來。

　　我們在確定軍事目標時，首先需要認識到，世界上大多數最基本的令人苦惱的問題是並不適宜用純軍事的辦法來解決的。我們與那些嘲弄人的尊嚴、否認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必須通過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共同努力來尋求解決辦法。這個世界不可能平靜、安定下來，因為占世界總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過著相當豪華舒適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僅僅只知道貧困、肮髒和幻想。

　　因此，我們確定對外政策的目標必須考慮到這些基本的現實，而且必須明確地闡述這些目標，以免使這些目標成為隱藏我們自私和唯利是圖的目的的十足戰爭叫囂。譬如，我很懷疑某些政府官員所說的這樣的話：我們進行越南戰爭的目標還是表裡如一的，即使存在著外交上很少有誠實可言或者難得赤誠相見這樣明顯的現象。約翰遜總統所闡述的目標，亦即本書（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舉的他的目標，在我看來似乎不存在模棱兩可、閃爍其詞之處，而且，這些目標也是我國政府在不與對方妥協的情況下能夠體面地達成的目標。

　　但是，對於一些掌權的和有影響的其他人士的辯解，即我們在越南的戰爭目的毫無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證那裡的人民獲得「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懷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爾總統〔作者注：《受命變革》一書第333頁。〕將越南的喪失引述為「失去了寶貴的錫礦以及大量的橡膠、稻米供應」。也許人們可以認為，正是這些東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著的真正目標。那些說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河內停止侵略行徑」的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北京的支持與補給，河內是不能長久堅持下去的。

　　如果我們相信關於我們目標的後一種說法，實際上就等於認為，我們的目的是迫使河內和北京不僅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顛覆越南的行動，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顛覆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的行動。根據東南亞條約，美國對所有這些國家都承擔有義務。這樣，美國自然就得要麼公開地，要麼通過秘密的外交途徑向共產黨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停止支持活動。對於向紅色中國提出最後通牒的任何辦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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