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54)_李奇微

五四

　　戰爭期間，當我們考慮要擴大海上封鎖和空襲規模時，這個問題又使我們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魯門總統一開始就堅信，如果我們能在我們贊同其原則的聯合國旗幟下作戰，我們決定在朝鮮使用武力的正義性就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維護。採取這樣一個步驟要求我們在戰略上與盟國進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應。或許可以說，這個要求妨礙了我們的作戰行動，而事實上它也確實對我們的作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在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否則，我們有可能因此而越來越深地陷進亞洲的泥潭之中。

　　當然，確實有這麼一回事情，即當仁川登陸的勝利使我們處於可以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的有利態勢時，我們最初的目標（抗擊侵略，將侵略者趕出南朝鮮並恢復南朝鮮的和平）曾發生過急劇的變化。我們當時悄悄地將自己的任務改變成佔領和統一整個朝鮮。這是李承晚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也是對麥克阿瑟誘惑力很大的目標。

　　中國的參戰迫使我們對目標又進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後我們再次決定，只要能使南朝鮮保持獨立，不受共產黨的控制就算達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勝利之後不久和從鴨綠江撤退之後這兩次外，我們從未在任務不明或者沒有具體的政治或軍事目標的情況下作過戰。我們總是將目標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或者說，限制在我們認為自己的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最高當局從未認為可以隨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衝突升級，或者可以在沒有明確的政治、軍事和地理目標的情況下使衝突升級。

　　我們不曾追求過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勝利。我們之所以同意在恢復戰前狀況或類似狀況的前提下維持一種相持局面，完全是因為這樣做可以給朝鮮帶來和平。我們清楚，我們當時所能調動的兵力是有限的。我們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瞭，我國人民不會同意進行一場有可能波及大半個亞洲並且需要我們付出千萬條性命的戰爭。我們終於在最後認識到，軍事上的勝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種東西。如果我們藉以贏得勝利的手段給世界帶來浩劫，或者使我們走進與國際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死胡同，那麼，軍事上的勝利甚至會永遠與我們無緣。

　　正如我們在前面的一個章節中所瞭解的，是由文官政府還是軍界來控制我國的對外政策，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決定對外交政策時軍界應處於何種地位，似乎通過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之間的較量已經得到了解決。當人們頭腦冷靜下來之後，當真相大白之後，當有時間進行清醒的分析、總結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憲法中關於文官政府擁有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高權力的明確規定是會得到每個人發自內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總統任期屆滿時還是感到，需要告誡全國提防可能出現一個軍事與工業結合的集團，這個集團有可能在我國人民尚未察覺之際奪取制定與執行我國對外政策的權力。

　　一九六四年總統競選期間，居然還出現過軍事領導人不應受文官政府干預的建議。我相信，這種極端的觀點只能得到極個別美國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國家，在實行寡頭政治的國家以及在其他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軍人奪得統治權的情況是很多的。除軍人之外，我們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張，仗一旦打起來，就應當由軍事當局單獨計劃和指揮。這表明，軍人控制我國事務的事情（儘管從目前看這種事還不大可能發生，而且，這與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這裡發生的」。

　　為防止出現這類悲劇，我們一定要堅持文官政府在戰時應象在平時一樣掌握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不過，在今天的條件下，由於人們掌握著能夠使世界淪為一片廢墟的武器，軍政目標必須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免由於某些失誤而突然使我們喪失拯救我們許多文明業績的機會。因此，文官當局在確定可達到的目標時，在選擇實現這些目標所使用的手段時，需要與軍事當局密切合作。沒有目標的戰爭是極端危險的；一場只有某些諸如「勝利」、「免遭侵略」、「人民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一類模糊目標的戰爭，也是很危險的。這類籠而統之的東西聽起來很響亮，但今天的當局卻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體而準確地提出我們準備達到的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一目標打算付出的代價。否則，戰爭的整個指揮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到這樣一些人的手中，他們認為只有勝利才是合理的目標，他們從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平直明白的語言給勝利一詞下過定義。

　　從前，軍人的目標常常只是徹底消滅戰場上的敵人，他們無權制定我們力求通過軍事行動來取得的政治目標。可是，考慮到今天的複雜戰爭，必須給他們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在我國的最高會議上就文職領導人所考慮的方針政策問題大膽地直抒己見。不過，政策一旦確定，一個格守誓言、忠於職守的軍人要麼應堅決貫徹這種政策，要麼就退出軍隊。

　　麥克阿瑟將軍則採納了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信條。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對馬薩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機構）的一次講演中，他試圖說明，一個軍人對自己統帥表示忠誠和服從與對「國家和憲法」表示忠誠這之間是有區別的。

　　「我發覺，」他說，「存在著一種新的、迄今尚不為人所瞭解的危險看法。這種看法認為，武裝部隊的成員主要應該忠於暫時掌握行政大權的人，而不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國家及其憲法。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主張了。再沒有什麼主張更能使人們對武裝部隊的忠誠表示懷疑了。」

　　我們不妨將這段講話與他在被任命為聯合國軍司令時向杖魯門總統所作的保證作一比較。當時，亦即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他給總統發了如下電文：

　　「我已收到您任命我為聯合國軍司令的通知——我謹再次向您保證：我本人對您絕對忠誠（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對您為爭取世界和平與親善所進行的卓越鬥爭我將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會辜負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正是將軍本人採取了一種「迄今尚不為人所瞭解的看法」，一種不僅與文官政府的而且與武裝部隊的最基本的傳統格格不入的看法。陸軍軍官們立誓要捍衛的國家憲法沒有任何關於忠於某個人的內容，倒是在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我國人民支持文職政府擁有統帥權的決心。憲法規定，總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應在考慮參議院的建議並征得參議院的同意之後任命各軍種的所有軍官。每個軍官在接受任命時都規定要服從總統或其繼任者的命令，而決不要求對總統個人表示效忠。憲法絲毫也沒有暗示過，除「那些暫時掌握行政大極的人」之外，還允許有什麼部門或個人行使授予總統的權力和職責。可是，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追隨者們似乎就是這麼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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