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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第2師蒙受的損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我特別關心的問題。我曾找機會與當時指揮該師的拉夫納將軍研究過這個問題,也與範弗裡特談過。九月中旬,我又對接任第2師師長的羅伯特·楊格少將說,希望他親自過問此事。

  此後不久,詹姆斯·亞當斯上校直截了當地向楊格將軍報告說,繼續按目前的規模進行戰鬥就意味著自殺。對於一位野戰指揮官來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並向自己的上級表明這種看法,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氣的。我一向認為,在一個指揮官的身上,這種精神上的勇氣甚至比單純的作戰勇敢更為重要。

  因此,楊格將軍重新分析了面臨的情況,並且看到,採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隊進攻戰術是行不通的。於是,他改為以整個師實施協調一致的進攻。這次進攻實施了充分的炮火準備,並獲得了強大的近距離空中支援。結果,第2師終於在十月十五日奪占了「傷心嶺」,此後,該師再也沒有丟失過這塊陣地。

  在整個這次進攻作戰中,採取近距離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彈藥和醫療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知道,步兵時常對空軍弟兄那種勇猛無畏的支援行動坦率而熱情地表示感謝,空軍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碼的氣象條件就會積極配合步兵作戰。

  在朝鮮,夏日的天氣就象戰場上的敵人一樣變幻莫測。突如其來的暴雨常常會沖毀沿峭壁盤旋的狹窄道路的整個路肩,從而使汽車輛重隊處於進退不得的境地。驟發的山洪往往會沖走浮橋,迫使士兵光著身子氣喘吁吁地抓著救生索在奔騰咆哮的洪水中奮力搶救某些寶貴的裝備器材。

  正當實施這些作戰行動時,範弗裡特向總部呈送過一些作戰方案,主張以美第1軍和第9軍發動大規模攻勢,緊接著在東海岸實施一次兩栖突擊。如果這樣的行動得到批准並且能夠成功,那第8集團軍的先遣分隊本來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庫底一線的。庫底是座落在東海岸的一個小鎮,位於元山以南大約二十五英里的地方。範弗裡特要我對定名為「棍棒行動」和「牧馬者行動」的兩個方案迅速定下決心。可是,幾天之後,他決定放棄這兩個方案,轉面贊同另一個在美第9軍作戰地域內實施的、胃口和風險小得多的進攻方案。這次進攻定名為「突擊隊行動」,是於十月十三日批准並發起的。進攻所遇到的頑強抵抗和頻繁的反衝擊同第2師在東部地區曾面臨過的情況一模一樣。不過,我們還是於十月十九日進抵並奪取了此次進攻的目標,建立了「詹姆斯敦線」,亦即「堪薩斯線」的一塊新添的突出部,並且解除了敵人對鐵原——漢城鐵路線的威脅。

  由美軍第2師和第9軍實施的這些進攻行動增加了美軍的傷亡,結果,在國內,尤其在國會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在國會,人們認為,總的態勢並無明顯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傷亡。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不得不寫信將「國內戰線」的這種情緒和看法告訴我。可是,事實上,這些行動大大改善了我們的防禦態勢,同時也使當時中止了停戰談判的共產黨人深深感到,還是回到談判桌上為好。此後,戰役重又變得比較平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陣亡人數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戰談判恢復之後,我指示範弗裡特採取積極的防禦行動,允許他沿著戰線的總走向奪取有利地形,但同時規定,進攻作戰行動僅限於奪取對方的警戒陣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過一個師。由於謠傳 (總是靠不住)說共產黨現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戰行動就變成了一系列小規模戰鬥和巡邏行動。雙方現在都佔領了成縱深配置的堅固防禦陣地。哪一方都不願發動全面進攻。所以,看起來,這是一個良好時機,可以著手解決一個長期令人煩惱的問題,那就是在南朝鮮,尤其在晉州西北的山區,有大量遊擊隊在活動。共產黨退卻之後,遊擊隊一直把晉州西北的山區作為自己的藏身之地。範弗裡特把代號為「滅鼠者行動」的任務交給了指揮兩個南朝鮮師的朴順玉中將,旨在消除這一危險的隱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兩萬名流寇 (土匪和有組織的遊擊隊)被擊斃或俘虜,令人惱火的問題總算徹底獲得解決。

  範弗裡特在此期間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標進攻計劃,我都命令暫時擱置起來。停戰談判取得進展的種種跡象,促使我沒有批准這些會使傷亡急劇增大而又不能贏得相應戰果的作戰計劃 (我曾向範弗裡特的部屬們徵求過意見,他們對其中的大部分計劃都不贊同)。

  不過,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在進行一次稱作「絞殺戰」的大規模空中作戰。這次作戰的目的顯然是阻止敵人沿通向北方的鐵路和公路進行補給。但是,事情變得很明白,我們的空軍根本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那種為了炸毀敵人鐵路並使之始終無法重新使用而必須實施的轟炸。儘管空軍、海軍以及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幹得極為出色,敵人還是在繼續增強著自己的力量。韋蘭將軍和我終於很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使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從而迫使敵人急劇增加其補給與彈藥的消耗,則春季到來時,敵人就會處於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軍的作戰行動,加上沿海地區海軍戰列艦和驅逐艦的艦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敵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優勢。所以,這些行動即使談不上削弱敵人的能力,起碼也是抑制了敵人的能力。敵炮兵的實力一直在危險地增長著。從以下情況可以看出對這種增長趨勢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迫擊炮炮彈數量由二千三百發增加到大約六千八百餘發。

  但是,在我任職的最後這個冬季,當停戰談判還在拖拖拉拉地進行時,整個朝鮮半島基本上處於一種相持狀態。所以,我這才有時間處理一些形勢危急時沒有顧得上處理的事情。

  不過,還有一件十分緊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當我還在指揮第8集團軍時,我曾收到過當時的美軍第25師師長威廉·基恩少將慎重提出的一項富有真知灼見的建議:混合編組白人和黑人部隊。和平時期在本寧堡工作期間,以及在朝鮮期間,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機會觀察瞭解黑人部隊的情況。在朝鮮,全部由黑人編成的第24步兵團是他所指揮的一部分部隊。這一建議與本人見解完全一致。於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擬制了計劃,以便取得麥克阿瑟將軍的同意,立即著手混合編組的工作。當然,麥克阿瑟將軍也得試探一下華盛頓的意思。由我指揮的美軍第9步兵團和第15步兵團都編有一個黑人營。

  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戰鬥部隊和保障部隊除軍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編成。由於當時我們正忙於進行一次大規模進攻作戰,因而,在我到總部任職之前一直沒有採取任何改編行動。那時,我曾有機會與當時主管作訓的陸軍助理參謀長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討論過此事。他是以陸軍部長和陸軍參謀長的雙重代表身份來東京作正式訪問的。我對他說,如果我能得到上級批准,就準備將黑人部隊徹底混編,首先從全部由黑人組成的最大的戰鬥部隊第24步兵團以及分別隸屬於第9和第15步兵團的兩個步兵營開始。此後,我們可以把規模較小的全部由黑人組成的炮兵和裝甲兵戰鬥部隊拆散混編。最後,我們再如法炮製部署在朝鮮和日本的無數編制很小的補給勤務分隊。與基恩將軍一樣,我深信,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保證我們的部隊具有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所需具有的那種精神面貌:每個士兵都能不依賴他人而自立並為此感到自豪;每個士兵都相信,較之周圍的夥伴自己並不遜色,較之敵人則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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