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2)_李奇微

二

　　美國知道朝鮮（從前，我們的地理書上寫作「高麗」）的存在是相當近期的事情，外交上與之發生聯繫的時間則更短，一八三三年，熱衷於打開日本門戶進行貿易的美國人，對同朝鮮進行貿易曾表示過一定的興趣。可是，即使在海軍準將馬修·佩裡「打開了」日本的「大門」之後，朝鮮依然沒有受到重視。一八六六年，法國和美國的傳教士在朝鮮被處以死刑，被觸怒的法、美兩國政府曾一度準備聯合進行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幸而後來放棄了此項計劃。但是，此後為能與朝鮮談判而進行的種種努力也都以失敗告終。結果，美國海軍艦艇同朝鮮海岸炮兵發生了炮戰並捉到了幾個朝鮮俘虜。

　　然而，為進行談判，我們仍堅持做出種種努力。一開始由日本居中調解，以後則改由中國擔當調解人。一八八二年，我們與朝鮮的第一個條約終於在天津簽訂，從而使美國與朝鮮王國之間建立了商務關係。該條約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是含有這樣一項條款：保證「兩國之任何一國受到他國不公正對待時，要相互支援」。究竟何為「不公正對待」，在爾後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國對這一詞義的理解似乎相當地狹窄。

　　在後來的幾乎所有有關朝鮮問題的條約、文件、決定和宣言中，「獨立」一詞一再反復出現。可是，自從在天津簽訂條約之後，獨立一直不過是個神話而已。對我們來說，獨立只意味著我們強制朝鮮遵守其貿易協定，而當其他國家為佔領和剝削這個「清晨靜謐的國土」而相互爭鬥時，我們則不進行干預。

　　在天津簽訂條約時，我們曾明確承認中國對朝鮮所擁有的主權。後來，當日本和中國都力圖控制朝鮮時，我們有意識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當我駐朝使節對中國努力加強對朝鮮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滿、遭到中國駐紮官的反對時，我們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節。一八九四年，當中日雙方在朝鮮問題上的對抗終於釀成戰爭時，我們又一次盡力避免站在任何一邊，而將所做的一切僅僅局限於表達一種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對一個毫無防禦能力的近鄰國家發動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所以，我們外交上「勾銷」朝鮮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遜還不會拼寫自己的姓名時就已奠定了基礎。

　　中日衝突期間，我們拒絕了英國要我們與德國、俄國和法國同它一起採取聯合行動、進行干預的建議。後來，日本全面控制朝鮮之後，我們在承認日本權利的同時再一次承認了朝鮮的「獨立」。在後來的年月裡，當俄國與日本之間為了朝鮮半島而開始爭奪時，我國國務院責成我駐漢城公使，要他告誡當地的全體美國人不得發表任何反日言論。

　　在此後二十年中，朝鮮曾兩次請求我們實踐原定的保護其不受侵犯的誓約。但是，這兩次我們都明確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日俄戰爭的頭一個月，當日本把朝鮮變成一個保護國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以這樣的話「勾銷」了朝鮮：「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為著朝鮮的利益而進行干預，去反對日本人。他們（朝鮮人）依靠自己的防禦力量根本無法給對方以任何打擊。」這就是我們在朝鮮淪為保護國的五年和六年前對朝鮮的請求所作的答覆。朝鮮的請求是要我們負責在大國間達成一項確保朝鮮完整統一的協定。通過一九〇五年的塔夫脫——桂太郎協定，我們正式確定了對朝鮮的不介入政策。在協定中，我們同意日本將朝鮮置於其保護之下。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對我們在遠東剛剛佔領的菲律賓應放棄一切侵略意圖。

　　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世界各附屬國人民因威爾遜的自決權宣言而感到激動時，在朝鮮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人們秘密地聚集在朝鮮式的地窖裡，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獨立宣言。女學生們在飄垂的袖筒中藏著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們從未引起過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懷疑，或者被無數日本奸細所發覺。這些日本奸細平時混雜在朝鮮人之中，時刻提防著這種組織公開起義的活動。

　　在南方和北方的數百個鄉村中，朝鮮愛國者秘密集會，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動計劃。總共有數萬名男女參加集會，可是，他們的計劃從未走漏過風聲傳到日本人那裡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內的三十三名朝鮮領袖人物聚集在漢城的明月飯店，舉行最後一次聚餐會。他們宣讀了獨立宣言，揮筆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爾後把警察叫了進來。與此同時，全國各地數百萬人聚集在街頭巷尾聆聽朝鮮領袖人物宣讀獨立宣言。然後，他們舉著被禁止的朝鮮國旗，興高采烈地穿過各個村莊舉行示威遊行。遊行群眾赤手空拳，毫無使用暴力的企圖。但是，在後來的短短幾周內，有數千人被日本人處死。在此期間，我國國務院曾鄭重其事地告誡我國駐漢城領事，要他「極其謹慎，不得助長任何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美國會幫助朝鮮民族主義者實行他們的行動計劃」，也不得給日本造成一種那怕美國政府同情朝鮮民族主義運動的印象。

　　所以，杜魯門總統的下述做法與我國對朝鮮問題的傳統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隨著朝鮮被劃分為蘇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哈裡·杜魯門總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強烈要求下，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這樣一項政策聲明：「美國對朝鮮的事務不應陷得太深，以至於任何派別或國家在朝鮮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美國開戰的理由」。

　　美國儘管在開羅和波茨坦曾公開表示過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的願望，但它還是回到了它那傳統的不介入的立場上。在開羅，美國、大不列顛和中國一致同意朝鮮在「適當的時候」應實現獨立（蘇聯總理〔譯者注：原文如此，應為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在德黑蘭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會見時也曾贊同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魯門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過了一項聲明，保證朝鮮在蘇聯、大不列顛和中國共同託管五年之後實現獨立。託管之事沒有提及美國（事後，斯大林堅持美國應包括在託管國之列）。

　　日本投降後，美國意外地發覺自己掌管著朝鮮半島的南半部，沒有經過慎重考慮，沒有權衡後果，只是稍作計劃，美國便著手履行其從末正式獲得承認的託管義務。

　　結果，它幾乎是立即便鑄成了一個大錯，失去了朝鮮人民的信任與合作。這一錯誤是，它曾加強了受人鄙視的日本行政官員在辦公機構中的地位。這種做法頓時激起了朝鮮人的怒火，美國被這種怒火搞得張皇失措，因此又錯上加錯，急急忙忙地將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卻是根本不夠格的美國公民來填補出現的空缺。這些人不懂當地語言，也不瞭解由於需要為新生的共和國制定金融貨幣政策而產生的問題。

　　當然，未能與蘇聯達成一項全面協議又加劇了這一危機，並且造成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相互指責。雙方都指責對方從事反對自己的陰謀活動，在此期間，朝鮮人民群情激昂，開始轉而激烈地反對美蘇雙方。他們懷疑這兩個國家準備再次背信棄義，不履行那個經常兌現不了的、給朝鮮以獨立的諾言。

　　最後，美國對於爭取與蘇聯合作建立託管之事終於感到絕望，便將這個問題提交給了聯合國。這個舉動引起蘇聯指責我們違反了原定的協議。聯合國提議在雙方管轄地區進行自由選舉，可是蘇聯人拒不允許聯合國臨時委員會進入蘇方管轄區。他們早先就堅持，只有那些曾經「全力支持」莫斯科託管協議的黨派、團體才可以參加選舉。這實際上取消了美方管轄區內所有黨派、團體參加選舉的資格。因為在美方管轄區，言論自由使人們可以對任何延誤獨立的做法，託管也罷，不託管也罷，公開表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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