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24)_喬良

二四

　　這類形態從外觀上看可能毫無軍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觀察家們稱為「亞戰爭」或「類戰爭」④，但其在所攻擊的領域裡造成的損毀，卻絕不亞於一場純軍事戰爭。在這方面，我們只須舉出喬治·索羅斯、本·拉丹、埃斯科瓦爾、麻原彰晃、凱文·米特尼克⑤這些瘋狂的名字就足夠了。人們或許已經無法準確地指出，從什麼時候開始，發起戰爭的主體不再僅僅是那些主權國家，日本奧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黨、極端穆斯林恐怖組織，哥倫比亞或「金新月」販毒集團、心懷叵測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對沖基金的金融家，隨便哪個目標堅定、意志頑強、性格偏執的心態失衡者，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軍事的或非軍事戰爭的製造者。

　　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飛機、大炮、毒氣、炸彈、生化製劑，也可以是電腦病毒、網絡瀏覽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話，所有新技術能夠提供的戰爭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會被這些狂熱分子用來進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擊、網絡攻擊、媒體攻擊或是恐怖襲擊。這些攻擊大都不是軍事行動，但卻完全可以被視作抑或等於是強迫它國滿足自己利益訴求的戰爭行為。這些與軍事戰爭一樣甚至破壞性更大的力量，顯然已經對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安全造成了不同於以往的、多重方向的嚴重威脅。

　　【④見趙英《新國家安全觀》。】

　　【⑤喬治·索羅斯，金融投機家；本·拉丹，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埃斯科瓦爾，惡名遠揚的毒梟；麻原彰晃，日本邪教「奧姆真理教」教主；凱文·米特尼克，著名電腦黑客。】

　　在這種情形下，只要稍微撕開一點視野，我們便會看到，基於地緣概念的國家安全觀已經明顯過時。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已遠不止是敵對勢力對本國自然空間的武力侵犯。在數月之內貨幣貶值百分之幾十、經濟瀕臨破產的泰國和印尼，與被軍事打擊和經濟封鎖雙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國家安全指數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沒有多少差別。就連冷戰後唯一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也意識到了最強大的國家往往是敵人最多、所受威脅也最多的國家，在連續幾個財年的美國《國防報告》中，除了把「敵視美國利益的地區強國」列在十種主要威脅的首位外，還將「恐怖主義；危及盟國政府穩定的顛覆活動和無政府狀態；對美國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威脅；非法毒品貿易；國際犯罪」，都指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因此擴大了對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間的搜索範圍⑥。

　　其實不止是美國，所有崇奉現代主權觀的國家都已經自覺地把安全邊界擴展到了政治、經濟、資源、民族、宗教、文化、網絡、地緣、環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⑦。這種「泛疆域觀」，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生存、發展和在世界上爭取影響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國防為國家主要安全目標的觀念就顯得有些陳舊，至少是很不充分。與「泛疆域觀」相對應的，應該是一種全方位包容國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觀念。它所關注的絕不止于國防安全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地將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統統納入自己的目標區。這是一種把傳統的領土疆域概念提升為國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觀」。

　　【⑥美國國防部長在1996、1997、1998財年的每一份《國防報告》中都提到美國面臨的多種威脅。但這種廣角視野，並不是美國人能自覺保持的觀察水準。1997年5月，美國國防部發表《四年防務審查報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環境」中指出，美國的安全將面臨一系列挑戰，首先是來自伊拉克、伊朗、中東、朝鮮半島的地區威脅；第二是敏感技術的擴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術、信息戰技術、隱形技術等；第三，恐怖活動、非法毒品交易、國際有組織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規模殺傷武器對美國本土的威脅。「在2015年以前，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國家不大可能出現，但在2015年以後，有可能出現一個地區強國或勢均力敵的全球敵手。有人認為，儘管俄羅斯和中國前景未蔔，但有可能成為這樣的敵手。」這份由國防部長辦公室和參聯會通力合作的報告，顯然仍沉溺於半是真實半是虛幻的所謂軍事威脅之中。根據這份報告形成的1997年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在對威脅的分析中，專以一節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現了美國人對未來威脅的悄悄不安。】

　　【⑦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克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極化的國際政治；國際體系性質的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衝突焦點的變化。這些趨勢的綜合作用，形成了威脅亞太地區安全的兩類衝突根源。第一類為傳統的衝突根源：大國的霸權鬥爭；成功國家民族主義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為未來衝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中的民族（種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衝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所有這一切都對21世紀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多重威脅。這位澳大利亞人對國家安全的見解，比美國官方要略高一籌。（詳見美國《比較戰略》1997年第16期）】

　　這種大安全觀由於其載荷的增大，帶來了目標的複雜化和實現目標的手段、方式的複雜化。因此，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目標得以實現的國家戰略即通常所說的大戰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於軍事戰略甚至政治戰略之上的調整，對涉及整個國家利益安全指數的所有方面進行通盤考量，把政治（國家意志、價值觀和凝聚力）、軍事因素與經濟、文化、外交、技術、環境、資源、民族等參數疊加在一起，才能繪製出一幅完整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戰略態勢圖。

　　任何人站在這幅態勢圖前，都會頓生望洋興嘆之慨：如此眾多並且跨度巨大的領域，如此複雜以至自相衝突的利益，如此錯綜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標，怎麼可能用一種統一的、單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實現？比如說，用克勞塞維茨稱之為「流血的政治」的軍事手段，如何解決東南亞金融危機？抑或用同樣的方式，如何對付在互聯網上神出鬼沒的黑客？結論不言自明，作為對大安全觀層面上的國家安全的保障，僅有劍是不夠的。獨木難支。一個現代國家大廈的安全拱頂，已遠不是軍隊這一根支柱可以獨力支撐的。它的屹立不倒，關鍵在於涉及國家利益的所有領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這種合力，還需要有把這種合力變成可以實際操作的方式方法。這應是一種把軍事和非軍事兩大領域間所有維度、所有手段組合起來進行戰爭的「大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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