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34)

三四

　　城裡的街道上死氣沉沉。樹上沒有一根綠枝，都被大火燒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燼和孤零零的煙囪。許多石頭建築也被燒毀，門窗沒有了，樓板也塌了。偶爾可以見到完好的房子。人們正在忙著把包袱、茶炊、器皿從房子裡搬出，運到碼頭上去。

　　我們的汽車在伏爾加河岸邊沿鐵路線來到察裡察河口，然後又沿河谷來到了阿斯特拉漢大橋，但沒有找到指揮所。天已黑下來了。

　　在火車站附近，我們遇到了一個工兵部隊的政委。令人高興的是，他知道集團軍指揮所的位置。他把我們帶到馬馬耶夫崗的山腳下。

　　我們下了汽車，在黑暗中，攀援著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崗。終於，我聽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聲：「站住！什麼人？」

　　指揮所到了。山溝裡佈滿新挖的避彈壕和掩蔽部。這就是馬馬耶夫崗！我當時怎麼能想到，它會成為斯大林格勒爭奪中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哪裡會想到，這塊土地將被炮彈和炸彈炸得面目全非？

　　我來到了集團軍參謀長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少將的掩蔽部。

　　在這之前，我們沒有見過面，也不認識。不過，我知道他是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領導人之一。在戰爭中，無論是我還是他，都遇到過許多人，往往是遇見後又分手了。但是，這次相遇卻使我們建立了終生的友誼。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後來成為蘇聯元帥，戰略火箭部隊司令員。他是我在漫長的一生中結識的最可親可貴的朋友。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在紅場上我為他送葬的悲痛時刻。我們之間友誼的建立，不僅是因為我們一起參加了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許多戰鬥，不僅是因為我們曾一起冒著敵人的炮火渡過許多日日夜夜，而且還因為我們曾為失去自己的戰友而共同承擔苦痛和悲傷。

　　可當初我們彼此還不瞭解，更不知道我們的性格是否合得來？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嚴格說來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個較寬的避彈壕，頂上鋪著樹枝和麥稭，最上邊蓋著10—20釐米厚的土。避彈壕裡一側是土凳，另一側是土坑和土桌。頂蓋在炮彈的爆炸聲中不停地顫動。敵人正在轟擊城市和馬馬耶夫崗，但目前還只是有計劃地普遍轟擊，並沒有明確目標。

　　桌子攤著幾張地圖，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裡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手拿電話筒的克雷洛夫將軍，另一個是值班電話員葉列娜·巴卡列維奇。她是個18歲左右的藍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將軍正口氣嚴厲地與什麼人談話，聲音很高，很生氣，而且態度強硬。巴卡列維奇坐在入口處，兩手各拿一隻電話聽筒，正向什麼人說：「他正在打另一個電話。」

　　我掏出證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邊繼續訓斥那個人，一邊用眼睛瀏覽了證明信。打完電話後，我們互相問了好。在微弱的油燈下，我看到一張精幹、嚴厲而又令人愉快的臉龐。

　　「您看，司令員同志，坦克軍軍長未經我允許，就把指揮所從107.5高地遷到了伏爾加河岸邊。換名句話說，下屬部隊的指揮所現在在我的後面。真是亂彈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並坐到了桌旁。電話鈴聲不時響起，巴卡列維奇把聽筒遞給克雷洛夫。他開始就明天的任務下達著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談話的內容，我決定不打擾克雷洛夫。我一邊聽他打電話，一邊研究他的工作地圖，研究地圖上的標記和箭頭，我想瞭解形勢發展的情況。我看到，克雷洛夫這會兒是沒有時間從容地向我通報形勢的。我應該信任他，不幹憂他的行動，不改變明天的計劃，因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國人常說：時間就是金錢。在那些日子裡，可以說，時間就是鮮血。因為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就必須付出指戰員的鮮血。克雷洛夫顯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邊打電話，一邊用鉛筆在地圖上指著有關的地段。他向指揮員們說明任務時，講得十分詳細，並多次重複，這樣就使我瞭解了戰鬥情況。我感到，我們之間將會找到共同語言。

　　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我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終形影不離。我們住在同一掩蔽部裡，或者可以說是在同一個避彈壕裡，同睡，同吃，共同分擔痛苦和分享歡樂。

　　他是集團軍的參謀長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艱難的歲月裡，我們彼此息息相關。無論形勢多麼複雜，我們在判斷上從來沒有發生分歧。

　　我特別珍視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在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獲得的戰鬥經驗，珍視他的精深的知識、組織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優點。

　　光明正大，關心同志，忠於職守，這就是共產黨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質。

　　我電告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我已到任，並已接近了第62集團軍的指揮權，接著便著手工作。首先，我決定查清坦克軍軍長為什麼不顧「不許後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轉移到伏爾加河岸邊。我命令叫通他的電話。

　　「坦克軍軍長已接通，」巴卡列維奇一邊把聽筒遞給我，一邊報告說。

　　我向他說明了自己的職務，接著就問他為什麼不經允許就變更了自己的指揮所的位置。那位將軍解釋說，他這樣做是因為遭到迫擊炮轟擊，人員傷亡很大，在前線的下屬部隊不穩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問他，在他做出這樣的決定時，他是否與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聯繫過。他回答說：「不知道，我馬上查一下。」

　　我命令這位將軍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馬馬耶夫崗來見我。

　　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來到掩蔽部。我與他打了個招呼，我們以前就認識。

　　K·A·古羅夫象H·A·克雷洛夫一樣，同我一起工作。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個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3米。我們常在觀察所見面，一同分析情況，作出決定。他是一位精通軍事的政工幹部，他善於宣傳身教，從政治上保證戰鬥和戰役的實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個人，瞭解各兵團的指揮員。他知道可以委派誰去擔任什麼工作，並經常提出自己的建議。

　　司令部各位處長和他們的副手都來到了掩蔽部。

　　過了一會兒，有人報告我，坦克軍軍長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請他們進來，並讓在場的人都不要走。我問：「您是一位蘇維埃將軍，是一個戰鬥地段的首長，如果您下屬部隊的指揮員和司令部，未經您允許就撤退到後方，您將做如何想？根據國防人民委員第227號命令，您的行動應該如何評價？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揮所撤到集團軍指揮所的後方，這是什麼問題？」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兩個人都慚愧得無地自容。這點我從他們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來。我嚴厲警告他們，我認為他們的行動是臨陣脫逃，並命令他們於9月13日4時之前把指揮所遷到107.5高地。

　　古羅夫說了聲「對」，表示贊同的我決定。他命令坦克軍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說了些什麼，但當我們又見面時，我聽到古羅夫對軍政委說：「今後也要這樣做。」

　　這時，方面軍副司令員E·A·戈利科夫將軍來到我們這裡。當我接管第62集團軍指揮權的時候，能在馬馬耶夫崗見到他，這使我非常高興。

　　我經常在戰場上與他見面。在前線各個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瞭解各集團軍的情況，並總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形勢，坦率地對戰鬥和戰役的進展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一次他也沒有掩飾自己對斯大林格勒命運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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