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0師征戰實錄(53)_孫科佳

五三

　　在發言中，他特地表揚了幾位在邊區發展生產中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一個叫沈鴻。賀龍說：「他是一個大學生，又是個專門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機器、有工廠，抗戰以後，馬上把機器搬到我們這邊來，幫助我們造成了全套的造槍機器。」「他不是共產黨員，在我們這裡非常艱苦，埋頭苦幹，對我們邊區發展工業有很多幫助。」第二個叫錢直道。賀龍說：「他是個工程師，他到邊區來把無煙火藥製造成功了。他幫助我們抗戰，特別對軍中工業有很大貢獻。」第三個叫林發。賀龍說：「他是研究玻璃的，過去試驗造玻璃有人反對他，結果試驗成功了，解決了我們很大問題。」第四個陳正霞。賀龍說：「他是個技師。我們延安，以前有些破爛機器，後來他把機器修起來了，把工廠支持住了，搞起來了。今天不但沒有停產，而且發展了。」還有一個叫華紹真。賀龍說：「他是個科學家，是個工程師，我們印鈔票到處買紙，買不到，他利用邊區的材料把紙造出來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種紙張也可以造出來。」賀龍在會上大聲疾呼：「他們是堅決抗戰的。這些人對我們邊區有這樣大的幫助，自己搬機器來，埋頭苦幹，什麼話也不講，只要工作，我們應當尊敬他們。」

　　此後不久，成立了西北財經辦事處，作為財經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具體管理邊區財經工作。賀龍兼任財經辦事處主任。

　　當時，財經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入不敷出。賀龍與林伯渠及財辦人員商量後，決定採取一個特殊辦法：邊區政府撥給各軍分區500萬元，由各分區包乾自行解決各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樣，暫時擺脫了政府收支不平衡問題，但卻加重了軍隊的負擔。賀龍把各分區和各旅的領導人找來，對他們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產力量，有商店、騾馬店、運輸隊，有基礎嘛。」「你軍隊吃什麼，地方幹部就吃什麼，你穿什麼，地方幹部就穿什麼。地方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辦公紙張就同你要。上面總共補助500萬元，其餘的要軍隊負擔。」他下令各分區成立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財經工作，以集中財力，分區包乾，度過困難。

　　當時，陝甘寧邊區和晉綏根據地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別的土特產，但是，由於沒有統一領導，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邊區政府得不到應有收益。財辦成立後，抓緊時間，建立了邊區的政府物資局，把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貿易統一管了起來。對食鹽和各類外銷的土特產實行統銷。這樣一來，邊區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證。

　　發展生產是解決邊區財經困難的根本出路，而發展生產需要資金。邊區銀行因為資金有限，所以，在發放農業貸款時規定必須有一定的抵押。沒有東西抵押，就不給貸款，這樣，大部分資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層生產單位和農民手裡。賀龍認為這種做法雖有道理，卻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銀行資金大部分應當用到發展生產上去。錢放在銀行裡，怎麼發展生產？不發展生產，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銀行資金也不會充裕。他親自去找銀行行長朱理治，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產，你應當把票子投到生產上去，你說對不對？」朱理治說：「沒有抵押，資金收不回來就麻煩了。」

　　賀龍說：「你不給票子，他沒有資金擴大生產，那來抵押？你幫了他發展了生產，他就有了錢，不就可以還你？何況，生產發展了政府收入多，你銀行的資金不就多了嗎？」經過一番談話，朱理治贊同了賀龍的想法。為了解決金融問題，賀龍又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法幣，以充實銀行的實力。1943年，邊區銀行對機關、部隊生產投資比1942年增長了38倍，向農民發放的農業貸款增長了十幾倍，在發展生產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賀龍在1944年總結說：「如果沒有這一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票子，那我們去年的生產成績是不會這麼大的。」

　　經過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邊區財政經濟情況開始好轉。這一年，陝甘寧邊區擴大耕地100萬畝，織布10萬匹，工業也有了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儘管這樣，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仍十分注重勤儉節約。1944年冬，賀龍因為有病住進了醫院。負責管理賀龍生活的警衛排長，看見賀龍幾乎天天吃白菜、蘿蔔，心裡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次，他買了半斤木耳。誰知，吃飯的時候，賀龍把他叫去了，問他：「我1個月多少錢的伙食費？已經吃去了多少？還剩下多少？1個月吃上一兩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錢？你給我算一算。」

　　警衛排長一時算不出來，愣在那兒。

　　賀龍對他說：「前方部隊天天在打仗，他們吃的是什麼？我們有白菜、蘿蔔吃就不錯了。你買半斤木耳就花了半個月伙食費，那怎麼行？」他又說：「你們總覺得天天白菜、蘿蔔單調，可以動腦筋想辦法花樣翻新嘛！蘿蔔，就可以切成片炒，也可以切成塊、切成絲炒得脆脆的，還可以鹽醃著吃，不就不單調了嗎？」

　　從此以後，警衛排長再也不敢給賀龍買貴一點的東西吃了。

　　雖然軍民動手，豐衣足食了，但是，由於鹽和土特產滯銷，財政收入減少，出現了虧空，銀行由此增發了近10萬元邊幣，結果，金融波動，通貨膨脹。1943年10月，財經辦事處為制止通貨膨脹，曾緊急建議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決定：緊縮開支，回籠貨幣，停止發行鈔票。但是，由於財政周轉不靈和財經工作上存在鬧獨立性的傾向，這個決定在實際工作中未能得到認真貫徹。

　　1944年初，財經委員會和財經辦事處決心解決這一問題。賀龍及其他財辦領導人，召開座談會，摸清情況，聽取意見，研究對策。賀龍多次找銀行、物資局、財政廳等單位領導人個別交談，分析情況，統一思想。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財委把這一問題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於3月4日召開的以討論財政金融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高級幹部會上，請大家暢所欲言，想辦法、出主意。3月27日，賀龍根據會議的討論情況作了總結報告，分析了這次邊區金融波動的原因。

　　他說，首先是「有些同志對邊區經濟特點不清，不盡大的努力去發展邊區的自給工業，而是單純依靠貿易解決問題，以為物資局一成立，萬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點土特產，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第二，在思想上有嚴重的主觀主義，不瞭解具體情況，以籠統的估計代替確實的調查。」「第三，在工作作風上有官僚主義傾向。有的土產公司做生意有什麼『三不買九不作』之類」。「第四，在組織上有鬧獨立性的錯誤，各自為政，使黨的政策不能貫徹」。對此，他以一個共產黨員勇於負責的精神承擔責任。他檢討說：財經工作中的這些問題，「我要負總的責任，因為我是辦事處主任。雖然過去對財政廳、物資局、銀行都有批評。但總的責任我要負。他們在工作中政策執行得不好，票子發得多，鬧獨立性，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些都因我們領導上有缺點，這些錯誤我們一定深刻認識。」「去年，毛主席寫了一個財政經濟報告，寫了1個月，是很費腦子的事。我們做的結果怎樣了呢？結果金融波動，物價波動，對外貿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以致今天這些東西還沒有完全克服。我們花了一些代價，取得了這些經驗教訓。」對於今後邊區的財經工作，他在報告中提出了以生產節約，開源節流，穩定金融，鞏固邊區為中心的五點建議，並指出：「財經部門的幹部要執行政策、執行法令，又走群眾路線，照顧群眾，這樣才算有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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