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81)_劉泰

八一

　　◎第九章　走向勝利

　　※35.希望的曙光

　　§精兵簡政

　　精兵簡政這個詞我們並不陌生，新中國成立以後，搞過多次精兵簡政運動，軍隊也有「百萬大裁軍」的歷史，但是發生在抗日戰爭第5個年頭的那場自上而下的精兵簡政，卻不僅僅是提高辦事效率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進入1942年，特別是在夏季「掃蕩」以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處於空前殘酷的對敵鬥爭之中。日軍連續發動「掃蕩」、「治安強化運動」、「蠶食」，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僅僅如此，各種自然災害也蜂湧而至，水災、旱災、蟲災、雹災等自然災害一個接著一個。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幾年鬥爭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龐大的領導機構，越來越不能適應不斷發展著的敵後作戰的複雜環境。

　　百團大戰後各個部隊減員嚴重，官多兵少的現象十分突出，而戰鬥部隊的缺額卻因人員不足而得不到及時的補充，而且也不能另外再補充人員了，因為根據地的經濟狀況很差，已經無力再承擔更多人員的生活負擔。

　　現象十分明顯，一頭多一頭少。多的不能產生戰鬥力，少的又不能勝任日益艱苦的鬥爭要求。

　　結論也十分明顯，要削多補少，要削腫治臃。

　　毛澤東說：「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中共中央一針見血地指出：「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能否養活我們，能否維持抗日的積極性」，「我黨政軍均應瞭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負擔過重而消極，而與我們脫離，那麼不管我們其他政策正確與否也無濟於事。」

　　精兵，就是縮編主力部隊和指揮機關，充實連隊。主力軍部分實行地方化，加強地方武裝和民兵，加緊整訓，提高戰鬥力。簡政，就是整頓機構和組織，緊縮機關和人員編制，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反對官僚主義。

　　精兵簡政，解決了機構龐大和受到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缺乏足夠承受能力之間的矛盾，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是使我各抗日根據地能夠渡過極端困難時期的一項重大措施。

　　負責129師精簡工作的鄧小平講得更為具體一些：「減少人民對抗日的負擔，——減輕人民對我們的負擔，從兩方面著手：第一精兵簡政，減少脫離生產人員；第二，機關部隊本身生產節約，反對貪污浪費，自己解決部分經費。」

　　在具體實施中，鄧小平要求極其嚴格，將邊區地方黨、政、群眾團體脫離生產人員的編制大為緊縮。以縣一級的編制為例：精簡後的大縣機關50—60人；中等縣40—50人；小縣30—40人。而精簡前一個縣機關有時就有500—600人。

　　規定專署、縣、區各級如增加1人都須經「冀太聯辦」批准；邊區、太行區兩級增加1人，要經太行軍政委員會討論通過，否則，財糧部門丁撥糧食，不給經費。令行禁止，毫不通融。

　　當時不存在幹部的終身制，也不存在只上不下的情況，精簡後的很多幹部，什麼去向的都有，年輕力壯的被動員參軍，老弱的、家在本地區的被動員回家，家在外地區的安置到農村工作。有的縣區幹部回到農村後，或去開荒種地、養豬、養羊，或在商店、合作社工作。

　　精簡後的軍政機關，與以往大不一樣：加強了戰鬥力，充實了下層工作的領導力量，適應了戰爭形勢的變化；節約了人力、財力，減輕和穩定了人民的負擔；改善了軍隊供給。精簡後的機構，提高了工作效率，極大地克服了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1942年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對晉冀魯豫邊區的精兵簡政工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毛澤東在文章開頭就寫道：「自從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這個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做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

　　雖然精兵簡政的工作，從1941年就開始抓了，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正如李達後來回憶的那樣，「機關龐大而不適應頻繁作戰的缺點，仍然存在」。真正使各級領導認識到必須下大力氣抓精簡，還是1942年5月反「掃蕩」之後。這次「掃蕩」，八路軍總部因為機關龐大，行動遲緩，被日軍包圍。經過苦戰，雖擺脫了敵人，但左權卻在突圍過程中犧牲了，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129師在其後的反「掃蕩」作戰中，也因後勤梯隊龐大，致使在突圍過程中遭受了損失。

　　5月反「掃蕩」之後，劉伯承常對師直屬隊的幹部說：「我們的指揮機關還是龐大，特別是有些工作人員不會軍事行動，很不適應打仗。每逢行軍作戰，我就像背著真空管的收音機去趕場，提心吊膽，老怕碰破。」

　　為改變這種狀況，129師又進行了進一步的精簡。太行軍區的旅和軍分區以上機關重新建立了集體辦公制度，繼續合併了一些性質相近的部門。作戰與訓練合併，偵察與情報合併，宣傳與教育合併等等。這樣一來，過去領導機關的那種層次多、會議多，公文繁瑣的情況，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觀。

　　§生產自救

　　1942年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甯次帶給根據地人民的不僅僅是一場軍事進攻，同時帶來的還有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

　　紅軍時期，國民黨對根據地曾實行過「石要過刀，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政策，這個政策同日軍的「三光」政策一樣，都體現了他們反人民的一面，和對生存於人民群眾之中的人民軍隊的無奈。

　　國民黨失敗了，日本人也同樣不會成功。但這一政策，帶給根據地人民的苦難卻是十分深重的。日軍所到之處，無不燒光、殺光、搶光。有些東西，既燒不掉，又拿不走，日軍就投毒、炸毀，企圖使根據地人民飲無水，食無鍋，喪失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這一招，比軍事手段更加毒辣。

　　日軍的燒殺搶掠，只能激起根據地人民對侵略者的更大憤慨，只能使軍民團結得更加緊密。在當時的艱苦環境中，根據地軍民同甘共苦共渡難關。那時，有的軍隊幹部，每餐只有5根缺鹽的蘿蔔條和填不飽肚子的小米飯。老百姓看著這種情形，十分心疼，將他們僅有的一些柿于皮和玉米饃送給了子弟兵。

　　現在，人們只知道王震在南泥灣開荒的故事，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各個根據地都有自己的「南泥灣」。為了渡過難關，備根據地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開展了生產自救運動，129師為此還增設了生產部，專門負責組織、領導部隊的生產工作。在他們的試驗場裡，不只是低水平地耕種著土地，他們試種了「金皇后」玉米、西紅柿，還繁殖了產蛋多的來享雞。

　　師直機關的幹部、家屬也都參加到這場規模空前的大生產運動中來。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鄧小平的夫人卓琳所在的生產小組種的一個大蘿蔔，有6斤重，被鄧小平稱為「蘿蔔大王」。開展大生產的同時，根據地軍民厲行節約，從當時的一個口號中就可以看出勤儉與節約被提到了何種程度。這個口號是「白天多做事，夜晚少點燈」。

　　在紙張的使用上也是如此。劉伯承提出了一種「吝嗇」至極的用紙方法：先用鉛筆寫，然後再用毛筆寫，寫完一面，翻過來再用兩次。

　　當時，師司令部考慮到劉伯承的眼睛不好，曾想給他圍大一些的紙，寫大一點的字，但被劉伯承拒絕了。他說：「現在號召大家節省，我怎麼能特殊呢？何況，我還有個放大鏡，『裝備』比別人優越得多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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