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碑一九四二(47)_王楚英

四七

　　1944年10月23日，史迪威被迫回國，他懷著對中國駐印軍官兵深深的戰鬥友情，特地來到密支那，他一下飛機首先向陣亡將士墓獻花致敬，接著到新1軍駐地和醫院巡視一番，看望住院治療中的傷病員，同官兵們親切交談，中午在新30師同士兵們一道用餐。下午才開始會見中國駐印軍鄭洞國、孫立人、唐守治、廖耀湘、龍天武和潘裕昆等高級將領。這時，我已調到新6軍14師任少校作戰科長，在廖耀湘的前方指揮所工作。史迪威要廖耀湘傳喚我去見他。我開車從加盟趕到密支那時，已是傍晚時分。孫立人正從前方趕回密支那，大家同史迪威一道用晚餐，然後再敘談良久，分別離去。

　　史迪威最後叫我去同他談話。談話中，史迪威首先要我對「遠程突擊隊」根據中國國內的地理情況、人文條件在技術上作必要的改進。他認為在中國國內戰場戰略反攻的時機很快就會來到，到時候「遠程突擊戰」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應預為準備。最後他問我在臨別之時，對他有什麼話要說。我說：他未能親自指揮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場實現打敗日本的目標，不但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的重大損失，這是令人非常痛惜和遺憾的事。

　　我還直率地對史迪威說：造成這種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可悲局面，是他身邊的幕僚沒有給他出好主意造成的。我說：「您要實現把中國軍隊改造好，去打敗日本，取得抗戰勝利，使中國成為大國的理想，就必須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得到他的真正授權。而不是排斥蔣介石。更不應同蔣介石鬧矛盾。當今，中國不能沒有蔣介石，而蔣介石卻可以逼走你。」我最後說：「請恕我直言，您的參謀們鼓動您去鬥蔣介石，顯然是策略上的大錯。」史迪威聽後默然無語。臨別時他深情地說：「我的孩子呀！我還會回來的。到時我會去找你們。」自此一別，我心裡總在想著這位異國長者和導師。可惜，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倆人間的永別，怎能不令人傷感！

　　史迪威被美國召回是一個有爭議的事件。適逢美國總統競選活動已入高潮，總統競選者雙方互相攻擊詆毀已達到白熱程度。羅斯福為尋求連任，頂住了軍方對他施加的影響，最終還是決定調回史迪威，要馬歇爾通知史迪威，同時決定將原來由史迪威領導的「中緬印戰區」一分為二，改為「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別派原東南亞盟軍總部參謀長、美國陸軍中將魏德邁為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參謀長兼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另派原史迪威的副手、中緬印戰區美軍副司令索爾登（也有譯作：蘇爾敦或薩爾坦）任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馬歇爾於1944年10月19日致電史迪威，傳達了羅斯福的旨意，令他回國，並要求他必須是「秘而不宣地離開中國，不得發表任何公開談話或聲明。」

　　由於事出意外，使史迪威不勝愕然。他對自己被蔣介石黜免一事憤慨滿腔，怒不可遏，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和想法急於要向世人傾訴，說明中國問題的真相，指出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但是馬歇爾卻要他閉嘴禁聲，他怎麼受得了。在當時的狀況下，馬歇爾從羅斯福競選連任和考慮下一步重用史迪威的雙重需要出發，不讓史迪威心直口快地發脾氣，不讓史迪威說出不應說的話，是至為重要的。可是史迪威因自己的性格使然，還是召見了著名記者白修德和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二人，向他二人秘密地透露了他被蔣介石排斥回國的內幕，讓他二人把這件事作為歷史予以記錄。

　　不料，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出於他記者的本能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及正義感，他還是搶在史迪威回到美國之前，並採取多種手段避開了新聞檢查，於1944年10月31日，在《紐約時報》上作為獨家新聞發表了他撰寫的有關史迪威被召回國的報導，文章指出：「這是中國垂死的反民主政權的政治勝利」。史迪威是最傑出的戰場指揮官，他當然不會對蔣介石唯命是從，也不會採取畢恭畢敬的態度。文章認為美國政府屈從蔣介石的意志，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時還另派一位美國將軍去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它「實際上是要我們默認一個不開化的殘忍的獨裁政權」。阿特金森的這篇報導一經《紐約時報》發表，立即在美國政府及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在報界大吵大嚷的喧嘩爭論聲中，史迪威於11月2日平安抵美，第二天在嚴格保密狀況下來到華盛頓。他在離開重慶前同孫夫人宋慶齡親切話別，還給朱德寫信，對於他無法同朱德及其「創建的傑出軍隊」建立聯繫，表示「非常失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史迪威出席了在「密蘇裡」號軍艦上的受降儀式，隨後又在琉球群島上親自主持了日本的投降儀式。這正是對他在緬甸的卓越戰功和在琉球群島作戰巨大貢獻的回報。他曾要求再次訪問中國、探望老友，竟遭蔣介石拒絕。此舉令史迪威十分失望、深深感到蔣介石「不希望我踏上亞洲的大陸……可能蔣介石認為我會掀起一場革命。」後來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滿州的情況難道不是奇觀嗎？」「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鐵鍬，到中國去扛起槍同朱德一道打仗。」他表達的心聲正是他傾情於中共的明證。

　　令人痛惜和無限遺憾的是，史迪威因病於1946年10月12日在睡眠中與世長辭了。我行筆至此，心中仍深為悲切。

　　尾聲　凱旋

　　05 / 中國戰區日本投降始末

　　［筆者注：1945年6月，我在新6軍第14師任少校作戰科長，部隊駐在湖南芷江地區整訓，軍長廖耀湘選派我赴昆明美軍參謀指揮學校受訓。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廖耀湘急電召我，由昆明飛回芷江。當派我隨副軍長舒適存參加前進指揮所，從事受降工作。當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及何應欽在南京主持簽降典禮時，我都親身在場參與其事，情景仍歷歷在目。特將日本投降前後的親歷見聞追述如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經過磋商達成了關於受降地區劃分的協議：（1）、中國的東三省及朝鮮北緯38度以北地區由蘇聯軍隊受降；（2）、朝鮮北緯38度以南和日本、菲律賓由美軍受降，美軍並擔任對日本的佔領，另組織盟國共同管制日本的機構；（3）、中國戰區（東三省除外，包括臺灣、澎湖地區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中國軍隊受降；（4）、東南亞戰區由英軍受降，其中印尼地區由荷軍受降。

　　8月15日上午，蔣介石即以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名義致電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以下簡稱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大將，指示日軍六項投降原則（即著名的第一號命令），令其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之命令。此電於15日上午由中央廣播電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中播音電臺和電信總隊，分別用華語和日語播出。政治部還將上項電文及蔣介石頒佈的《處置偽軍和地下軍辦法》，印成中日文傳單，另編印《告淪陷區同胞書》百余萬份，於當天由航空委員會派專機8架，分向淪陷區各城市散發。同時，蔣介石還命令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全權主持中國戰區日軍投降及相關事宜。

　　8月17日下午5時30分，蔣介石在重慶接獲岡村寧次複電：「限即到。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閣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賜電敬悉。今派今井武夫總參謀副長和橋島、前川二參謀率隨員三人，准於本月十八日乘坐雙引擎飛機一架，無特別標誌，請知照玉山飛機場派員接待，仰賴照料為感。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未筱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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