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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南的承平歲月依依暖暖如一春花事之無限。 四月，陌上桃花漸歇，桅子花滿山漫開如垂天之雲。春江漲綠，水面拉寬略如淡水河。江有個名字，叫汩羅江，水上浮著倏忽來往的小船，他的家離江約需走一小時，正式的地名是湖南湘陰縣白水鄉晏家沖。家裡有棵老樟樹，樹上還套生了一株梅花。黃昏時分年輕的母親生下這家人的長孫。五十二年後，她仍能清楚的述起這件事： 「是酉時哩，那時天剛黑，生了他，就掌上燈了。」 漸漸開始有了記憶，小小的身子站在繡花子繃子前看母親繡花。母親繡月季、繡蝴蝶，以及燕子、梅花。母親繡大一點的被面、屏幢就先畫稿子，至於繡新娘用的鞋面枕套竟可以隨手即興直繡下去。繡到一半，不免要停下來料理一下家務。小男孩一俟母親走開，立刻抓起針往白色緞面上紮下去。才繡幾針，母親回來了，看看，發覺不對，而重拆是很麻煩的。繡花當時是家庭副業，哪容小男孩搗蛋玩這種「侈的遊戲」，所以按理必須打一頓。只是打完了，小男孩下次仍受不了誘惑又從事這種「探險」，怎樣的蔥綠配怎麼的桃紅？怎樣以線組成面？為何半瓣梅花、半片桃葉，皆能於光暗曲折之間自有其大起伏大跌宕——這樣繡了挨打，打完又繡，奇怪的是忽有一天母親不打人了，因為七八歲的小男孩已經可以繡到和母親差不多的程度了。 家裡還織布染布，煮染的時候小男孩總在一旁興奮的守著。如果是染衣服，就更講究些，母親懂得如何在袖口領口口袋等處綁上特殊的圖案，染好以後鬆開綁線，留在藍布或紫布上的白花常令小男孩驚喜錯愕。 比較簡單的方法是在夏未把整疋布鋪在蓮花池畔，小男孩跳下澉子去挖藉泥，挖好泥漿以後塗在布上曝曬。幹了就洗掉，再敷再曬。五六遍以後粗棉布便成了夾褐的灰紫色。家裡的男人幾乎都穿這種布衣。 還放牛，還自己釀米酒、撿毛栗、撿菌子、撿梔子花結成的梔實。日子過得忙碌而優遊——似乎知道日後那一場別離，所以預先貯好整個一生需用的回憶。 十五歲讀初中，學校叫汩羅中學，設在屈子祠裡。祠就在江邊上，學生飲用的便是汩羅江水。做父親的挑著一肩行李把兒子送到祠中，注了冊，直走到最後一進神殿，跪下，對著陽雕金字「楚三閭大夫屈子之神位」叩了三個頭，男孩也拜了三下。做父親的大概沒想到磕了三個頭後，這中國的詩神便收了男孩為門徒，使男孩的一生都屬於詩魂。 起先，在十歲那年，男孩曾跟宋容先生教授讀過《左傳》和《詩經》，宋教授從北大回鄉養病，男孩在他家看到故宮的出版品和文物圖片，遂悠然有遠志。他不知道二十七年以後他自己也進入故宮，並且在呂物研究之餘也是《故宮文物月刊》的編輯委員。他回想起來。覺得遇見宋先生是生平最早出現的大事，另一件大事則是在理化老師家讀到了長沙出版的新文學雜誌，知道世上有小說、散文和詩歌。 1948年，從軍。長沙城的火車站裡男孩看著車窗外的舅舅跑來跑去在滿月台找他，想抓他回家，他狠心不顧而去。在兵籍簿上他寫下自己的名字。因而分到一枚框著紅邊的學兵符號佩在胸上，上面寫著「袁德星」。 而同一年，遠方另有一男孩才一歲，住在西安城的小雁塔下，和他生命相系的最早的這條河叫渭水。 外曾祖父那一代在西安做知府，慈禧逃庚難那一年還是他接的駕。大概由於擁有這麼一種家世，他被娶了一個大有期許意味的名字：蔣勳。 辛亥革命之後，身為旗人的外曾祖父那一代敗落了。外曾祖父臨死傳下遺命，要兒子必須娶個西安城外的漢家女子，平民出身，刻苦堅忍的那一種，家道才有可能中興起來，外婆就這樣嫁過來。外祖父顯然不太愛這位妻子，一徑逃到燕京大學去念書了。但這位外婆倒真是過日子的一把好手，丈夫不在，她便養它一窩貓。日本人侵華的那些年，西安城裡別家沒吃的，她卻能趁早晨城門乍開之際，擦身偷擠出去。一出城，她便如縱山之虎，城外到處都是她的鄉親朋友，弄點糧食是不成問題的，後來她又把大屋子劃成一百多個單位，分租給人，租錢以麵粉計，大倉房裡麵粉堆得滿滿的。 看到小外孫出生，她極高興，因為小男孩已有哥哥，她滿心相信可以把孩子胱給母系，所以格外疼愛。西安城裡冬天苦冷，她把小嬰兒綁在厚棉褲的褲襠裡，像一串不容別人染指的鑰匙。 母親當年念了西安女子師範，畢業典禮上的那首歌她一直都在唱：「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她還有一把上海來的蝴蝶牌口琴，後來因為窮，換了麵粉，事後大約不免有秦瓊賣馬之悲，也因此每和父親吵架，都會把「口琴事件」搬出來再罵一遍。 中國民間女子的豪闊亮烈，蔣勳是在母親身上看到的。 她到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去參觀，看到那些菲薄透明的瓷碗，冷冷笑道： 「這玩意啊，我們家多的是，從前，你外婆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摔它一個。」 看到貴婦人手上的翡翠，她也笑：「這算什麼，從前旗人女子後腦勺都要簪一根扁簪，一尺長咧，純祖母綠，放在水裡，一盆盡綠——這種東西，逃難的時候，還不是得丟嗎？丟了就丟了就是了。」 母親有著對美的強烈直覺和本能，卻能不依戀，物我之間，清淨無事。 往南方逃亡的時候，到了福建，從長樂上船。小男孩哭，母親把他藏在船艙下面，嚇唬他不准再哭了——早期的恐懼經驗在後來少年的心裡還不斷成為夢魘，他時時夢見古井，夢到驚惶的窒悶和追捕。 暫時住在西沙群島一個叫白犬的地方，好心的打魚人有時丟給他們幾尾魚，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奇怪的是，許多年後，做姊姊的仍然戀戀不捨想起那些漁人分給他們的魚： 「好大的魷魚啦，拿來放在灰裡煨熟——哎，那種好吃……」 終於，全家到了臺灣，住在大龍峒，渭水換成了淡水河，孔廟是小男孩每天要去玩的地方。至於那輕易忘掉翠簪的母親寧可找些胭脂來為過年的饅頭點紅，這才是真正的人間喜氣。 1952年，小女孩九歲，住在一個叫灣仔的地方。翹課的坡路上有雜色的馬纓丹，剛剛夠一個小女孩爬得上去。熱鬧的街角有賣涼茶的，她和妹妹總是去喝——為的是賺取喝完之後那粒好吃的陳皮梅。當然，還有別的：例如迷途的下午被員警牽著回家時留在手心的溫暖，例如高斜如天梯的老街，例如必須卷起舌頭來學說廣東話，例如假日裡被年輕父親帶去淺水灣玩水的喜悅，例如英記茶行那份安詳穩泰的老店感覺……然而，這一家人住在那棟樓上是奇怪的——他們是蒙古人，整個灣仔和整個港島對他們而言，還不及故鄉的一片草原遼闊，草原直漫到天涯，草香亦然，一條西喇木倫河將之剖為兩半，父親和母親各屬於左岸和右岸，而伯父和祖父沿湖而居，那湖叫汗諾日美麗之湖（汗諾日湖系蒙語「皇帝之湖」的意思）。二次大戰前日本某學術團體曾有一篇《蒙古高原調查記》，文中描述的湖是這樣的： 沿途無限草原，由遠而近，出現名曰汗諾日美麗之湖，周圍占地約四華里，湖水清湛斷定為一淡水湖，湖上萬千水鳥群棲群飛，牛群悠然飲水湖邊，美景當前，不勝依戀…… 但對小女孩而言，河亦無影，湖亦無蹤，她只知道灣仔的眩目陽光，只知道下課時福利社裡蘇打水的滋味，五年之間，由小學而初中，她的同學都知道她叫席慕容，沒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叫穆倫·席連勃，那名字是「大江河」的意思。 讀到初一，全家決定來臺灣，住在北投的山徑，那一年是1954年，她11歲。 那一年，袁德星早已輾轉經漢口、南京、上海而基隆而湖口，在島上生活五年了。「受恩深處便為家」，他已經不知不覺將湖口認作了第二故鄉。 也許因為有個學了點裱畫的朋友，他也湊趣畫些梅花、枇杷讓對方裱著玩，及至裱好了兩人又拿到湖口街上唯一的畫店去懸掛，小鎮從來沒出現這種東西，不免轟動一時——算來也許是他的第一次畫展，如果那些初中時代的得獎壁報不算的話。 楚戈這筆名尚未開始取，當時忙著做的事是編刊物、到田曼詩女士家去看人畫畫、結交文人朋友。1957年，他拿畫到臺北忠孝西路去裱，裱褙店的人轉告他說有人想買此畫，遂以六百元成交，那是生平賣出的第一張畫，得款則夠自己和朋友們大醉一場。 仍然苦悶，一個既不能回鄉也不能戰死的小兵，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他將赴南方，當時他的一位老大哥趙玉明也報了名，別人問他原因，他說： 「不行啊，袁寶報了名，他那人糊裡糊塗，我不跟著去照顧他怎麼行呢？」 結果雖然沒有成行，好在他卻在知識和藝術的領域裡找到了更大的挑戰！戈之為戈，總得及鋒而試啊！ 搬進村子的第一天，蔣勳就去孔廟看野台歌仔戲。母親一向喜歡河南梆子，所以也去了。一面看，她一面解釋說起來： 「這是《武家坡》啊！」 母親居然看得懂用閩南語唱的歌仔戲，也是怪事。家居的日子，母親是講故事的能手。她的故事有時簡單明瞭。如：「那王寶釧啊，因為一直挖野菜來吃，吃啊，吃啊，後來就變成一張綠肚皮……」 她言之鑿鑿，令人不得不信，也有時候，她正正經經講起《聊齋》，鄰居小孩也湊進來聽。弟弟又怕又愛聽，不知在哪一段高潮上嚇得向後翻倒，頭上縫了好幾針，這事讓為人篤寮的父親罵了又罵。 每到三月十二日，公家就發下樹苗，當時規定家家要做防空洞，幼年的蔣勳和家人便把分到的芙蓉插在防空洞上。芙蓉一大早是白的，漸漸呈粉紅，最後才變成豔紅。此外又家家種柳，柳樹長得潑旺如熾。防空洞當然一次也沒用過，卻變成小孩遊戲的地方，在裡面養鳥，養烏龜，連鴨子也跑進裡面去秘密的孵了一窩蛋，小孩和鴨子共守這份秘密——及至做母親的看到憑空冒出一窩小黃鴨，不免大吃一驚。 所謂戰爭，大概有點像那座防空洞，隱隱的座落在那裡，你不能說它不存在，卻竟然上面栽上芙蓉，下面孵著鴨子，被生活所化解了。男孩穿花拂柳——咱跑到淡水河提上去放風箏，跑得太快，線斷了，風箏跨河而去。他放棄風箏轉頭去看落日，順便也看跟落日同方位的觀音山，觀音凝靜入定，他看得呆了——那一年，他小學四年級，10歲。 14歲考上臺北師範，席慕蓉背個大畫架，開始了她的習畫生涯。那一年，楚戈開始努力看畫展和畫評，後來因為覺得別人說的不夠鞭辟，便自己動手來寫。而13歲的蔣勳出現在民眾服務處的教室裡，站在老畫家的面前問說： 「我沒有錢出學費——可不可以來學畫？」 老畫家凝望了少年一眼，點頭說： 「可以啊！」 1966年，楚戈退役，考入藝專夜間部美術科，而蔣勳，這時候剛開始念文化大學歷史系。畢業以後，又讀了文化的藝術研究所，1972年，25歲的他啟程赴巴黎。 「以前我以為西安是我的鄉愁，飛機起飛的刹那才知道不是，臺灣在腳下變得像一張小小的地圖，那感覺很奇怪，我才知道西安是我爸爸媽媽的鄉愁，臺北才是我自己的鄉愁啊！」 終於能回國了，那一年是1970年，心中脹著喜悅，腹中懷著孩子，席慕蓉覺得那一去一回是她生平最大的關鍵。 蔣勳回國則是在1976年。 楚戈也回來了——雖然他並未出國。許多年來，他一向縱身于現代詩興現代畫的巨浪裡。但從1968年供職臺灣的「故宮博物院」開始，卻陸續發表了不少有關青銅器的論文。1971年，他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上辟欄連續寫了兩年《中國美術史》。認識他的人不免驚奇于他向傳統的急遽回歸，但深識他的人也許知識，楚戈的性情是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的。 1981年，蔣勳出版《母親》詩集，在序文裡，他說： 我讀自己第一本詩集《少年中國》，發現有許多淒厲的高 音，重複的時候，格外臉紅。 接著他又說： 這幾年我在大屯山下，常常往山上走走。一到春天，地氣暖了，從山谷間氤氳著雲風，幾天的雨，使溪澗四處響起，嘩啦嘩啦，在亂石間爭竄奔流，在深窪之處彙聚成清澈的水潭。……我觀看這水，只是看它在動、靜、緩、急、回、旋、崩、騰，它對自己的形狀好像絲毫沒有意見，在陡直的懸崖上奮力一躍，或澄靜如處子，那樣不同的變貌，你還是認得出它來，可以回復成你知道的水。 我對人生也有這樣的嚮往，無論怎樣多變，畢竟是人生。 我對詩也有這樣的嚮往，無論怎樣的風貌，畢竟是詩，不在乎它是深淵，是急湍，是怒濤，是淺流，它之所以是詩，不在於它的變貌，而在於你知道它可以回復成詩。 回來的不只是從前那個離去的蔣勳，還要更多，多了一整腔沉潛的關情。1983年，他接受了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的職位。 至於席慕蓉，她在一個叫龍潭的地方住了下來，畫畫、教書、寫詩並且做母親。前後開的畫展分別是人像系列、明鏡系列、荷花系列、夜色系列。 楚戈的情節發生了一點變化，1986年底他發現自己得了鼻咽癌，此後便一隻手抗癌，一隻手工作，且戰且前卻也出版了三本書，出過四趟國，開了港、台五六次畫展。 1986年，蔣勳為畢業班同學開了一門課名叫「文人畫」，他自己和楚戈、席慕容合授此課。屬於渭水和淡水河的蔣勳，屬於汩羅江和外雙溪的楚戈、屬於酋喇木倫和大漢溪的幕蓉，本是三條流向不同的河，此刻卻在交會處沖積出肥腴的月灣土壤。 「學生受了四年的專業訓練，」蔣勳說，「我現在著包的不是要為他們再『立』什麼，而是要為他們『破』，找三個人來開這門課，就是要為他們『破一破』！」 受惠的不只是學生，三個老師也默默欣賞起彼此的好處來。那屬於蒙古高原的席慕蓉，可以汲飲汩羅之水，那隸籍福建卻來自西安小樅塔的蔣勳可以細澤草原的秩序，至於那來自楚地的楚戈亦得聆聽大度山的情歌。屬於原來不可能相逢的人物，在他鄉相知相遇，並且互灌互注，增加了彼此的水量與流速，形成一片美麗豐沃的流域。 1987年4月，沿太魯閣公園的綠水、文山、回頭彎、九梅一路走下去是桃塞溪和整片石基的河床（原名陶塞，此處是故意的筆誤）。再往前走，則是密不透天的桃花，桃花開得極飽滿的時候雄峙如一片頗有歷史感的故壘。躺在樹下苔痕斑斑的青石上看睛空都略覺困難——那天，教室便在花下。 「席老師，」一個女孩走來，眼神依稀是自己二十年前的困惑，「這桃花，畫它不下來，怎麼辦？」 「畫不下來？」她的口氣有時剛決得近於兇狠，「你問我，我告訴你，我自己也畫它不下來呀！誰說你要畫它下來的？你就真把它畫了下來，又怎麼樣？」 「畫家這行業根本是多餘的！」爬到一塊大石頭上的蔣勳自言自語的宣佈，這話，不知該不該讓學生聽到。忽然，他對著一塊滿面回紋的石頭叫了起來，「你看，這是水自己把自己畫在石頭上了。」 楚戈則更無行無狀，速寫簿上一筆未著，卻跟一位當地的「蓮花池莊主」聊上了，一個勁的打聽如何來此落地生根。 「山水，」蔣勳說，「我想是中國人的宗教。」 那山是座落於大劫大難與大恩大砣之間的山，那水是亦悲激亦喜悅之水。那山是增落青天之外淡然複兀然的山，那水是山中一夜雨後走勢狂勁直奔人間不能自止的水——各挾其兩岸的風景以俱來。 一陣風起，懸崖上的石楠撒下一層紅霧，溪水老是揀最難走的路走，像一個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的藝術家，弄得咻咻不已，師生一行的語音逐漸稀微，終至被風聲溪聲兼併，納入一山春聲。 ------------------ 學達書庫xuod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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