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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色黑下來時，紐約下城VILLAGE一帶異常熱鬧。這裡是年輕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紐約最有情調的地方。雖然經濟不景氣，但是學生、藝術家還有那些HAPPY們，為這裡帶來了繁榮景象。馬路兩旁穿梭過往著人群，商店、餐館生意興隆，路旁的小酒巴，不時傳出情緒激昂的尖叫聲、調笑聲。我按門牌號找到她的家，舊式的老公寓，樓梯很窄，房租據說還不便宜。我這次來是想瞭解一個臺灣著名現代畫家的狀況，臺北的《典藏》雜誌想獨家採訪他，但似乎很難與他聯絡上，於是我只好找到他的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到底在哪兒？或是在哪個女人的被窩裡？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女朋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認識純屬偶然，四年前，我出國時，一位朋友托我帶出幾幅畫，要我幫他賣掉。可是他哪裡知道，在紐約有多少來自臺灣、大陸、中國的畫家，因為推銷不出去自己的畫而另謀出路。兩年中，一幅畫也沒賣掉，它們倒是跟著我搬了七次家。兩年後，在紐約混事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的朋友想收集一批畫，於是，我找到他的家。 當他打開門時，我們都認出了對方，大家以前在臺北的畫廊經常見面，並約會過，上過幾此床？我記不清了，在臺北，前衛畫家在性生活上更前衛，男女都一樣。他比從前穩重、深沉了，但也顯得落寞和惆悵。粗衣布褲，不修邊幅，倒比過去順眼。我把幻燈片交給他，他說想收集一些畫，賣回臺灣去，因為從去年開始，在臺灣，現代畫炒得很厲害，不少人發了財。看了幻燈片後，他對其中的兩張還感興趣，但當時他對我本人似乎更感性趣……。 走出公寓，我使勁吸了口氣，他那狹小的空間讓我感到胸悶。我沒想到他的變化這麼大，僅僅幾年的時間，所有的風流、輕浮、傲慢都已遠無蹤、去無影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我在文化大學讀大四的時候，在我當時臨時工作的位於忠孝東路四段的八大畫廊。女老闆是位典型的女強人，而他的丈夫，倒是跟著妻子幹革命並承擔起所有家務的「妻管嚴」。我曾經在他們家裡借住過一個月(我家在花蓮)，後來又在他們的畫廊工作。當時，他們請了幾位年青的畫家，用絨毛製作和臨摹名畫。這種畫廊在全臺灣只有三個，兩個在北市，據說競爭很激烈。有一天，老闆夫婦說他們要出去一下，如果有位叫碧雲的女人來，讓她在這裡等著，並一再叮囑我，設法留她到下午三點，然後讓她走。我在人家住久了，從來不多問別人的事，所以一口答應下來。儘管我憑直覺感到這其中必有奧妙。 午飯後，那個叫碧雲來了，身後跟著他，當時，他的名字叫尼克。碧雲將近四十歲。乾瘦、精明的樣子，像許多台南女人一樣，長得不好看，嗓音很啞，有點像男人。在她身後的他年青、瀟灑，穿一件長長的黑色風衣，更顯得高大挺拔。他說一口純正而流利的臺灣話，使我分不清他是外省人和本省人。我帶他們到辦公室去，說老闆夫婦要晚一點回來。他們望著辦公室發愣，這是老闆為他太太特意設計的，豪華、古典。黑亮的地板上還鋪著一整張金錢豹皮。尼克突然用國語說了句：「漂亮！」這時，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人。我向他們介紹這個畫廊，介紹在畫廊工作的幾位畫家，帶他們走了五個工作間及材料庫，最後回到辦公室。顯然，那個叫碧雲有些不高興，說：「我們說好要一點半鐘來的」。我一再地道歉，說老闆夫婦一定是出去遇到塞車或什麼事情脫不開身了，否則會打電話回來的。我故意和尼克交談起來，但是他不願意多談，我注意到他的國語多少有點北方口音，這讓我很吃驚，開始我以為他來自高雄或台南。因為臺北的男士的頭髮大多雜亂無章，而我從小就有一種想修理別人腦袋的欲望，所以特別留心。他的頭髮是經過認真修整的。我問他是外省人，他點點頭，說老家是東北。我仔細打量他一眼，想從他身上找出外省人的影子，卻讓我失望。他身著歐洲名牌CALVINKLEIN毛衣及長褲，身上散發出具有原野氣息的高級香水味，這些與畫家身份實在不相稱。大約到了三點鐘，我開始「打發」他們了，先是說對不起，然後又說是否可以改變個時間等等，當時，她非常生氣的樣子，當然我也很難受，沒話找話，還要強做鎮定地微笑，真是憋氣！最後，他們走了。 他們走後，我大叫著跑回畫廊，總算放鬆下來了。一下子坐到老闆的高背椅上，那種感覺挺舒服！畫家們七嘴八舌地在大廳議論著：「瞧他那副德行，象個巴兒狗。」「巴兒狗也不錯，既不愁吃又不愁喝。你想當巴兒狗還當不成呢。」「我要當狗也要找個漂亮點的女人去當，決不跟這樣的醜婆出街丟人。」我出去問他們：「你們認識他？」一位畫家拉長腔道：「當然了，誰不知道這沒骨氣的雜種，他的故事可以寫小說，精彩著呢！」 「喂，你們在講什麼？」我始終沒聽明白。「講他和那個老女人呀，……」我明白了，尼克是那女人的情人，或者可以說是個受寵的隨身僕人。 那次見面之後，他打過幾次電話到畫廊，問我能否說服我的兩位朋友到碧雲的畫廊去工作，而且我也可以去，她可以付給更高的工資。大概我當時很孤獨，也許是剛出校門還太嫩，或許因為他當時在畫壇已小有名氣，禁不住他頻頻地約會，我被他給泡上了，而且居然相信他說他跟那女人沒關係的話．當然，我也沒有告訴那兩個畫家關於轉畫廊的事，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們介紹來的，怎麼可以再介紹他們走。而且，我相信我老闆會比那個醜女人更好地對待這兩位畫家。但始終我也不知道那天他們去畫廊以及老闆夫婦避開到底是為什麼。 後來他突然失蹤了，我雖然很氣，但由於我和他僅僅是兩廂情願的性關係，加上又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也就把他淡忘了…… 那次在紐約重逢後，由於賣畫的事情，我們又見過幾次面。在這期間，我也聽他斷斷續續述說了他在美國的生活情景： 他是通過女友的幫助才來到美國，到紐約第二天他就去打工了。在開始的第一學期，他白天去街頭畫像，晚上讀書，課餘還到酒吧調酒。為了替自己和女友攢夠學費，放假時，又玩命幹了三個多月。開學前，女友拿著錢跑了，沒留下一個字。他身心受到強烈打擊，書也不讀了。不久，他原在臺北畫畫的那個畫廊老闆也來到紐約，就是那個叫碧雲的老女人．這個畫廊老闆雖說婚姻並不幸福，但是在事業上頗有建樹，還有統一集團做後臺大老闆，她更是雄心勃勃。可是沒有人理解她為什麼會喜歡上他，甚至為了他而追到紐約。 總之，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意料。很快，碧雲讓他搬進自己在六十三街的公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許是過去的生活太苦了，當他搬進碧雲的豪華公寓時，他就決心不再搬出去。為了成為這裡的主人，他絞盡腦汁地逗她開心。他發現她很孤獨，幾乎沒有什麼朋友，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抽煙、喝酒。所以，他寸步不離地陪著她、小心翼翼地照顧她。他的朋友圈中都傳說他是在林森北路的牛郎店認識碧雲的，並且自願賣身給這個老女人，一個月五千元工資。反正，各種各樣難聽的傳聞最後都傳到了他的耳朵裡。他感到很難受，覺得大家非常瞧不起他。 一個人太自卑往往會導致過分自傲，尤其當他周圍的人都離去的時候。他就是這樣轉變的。他為了能留住幾個朋友，把碧雲給他的錢大方地用於請客吃飯，可是人們吃了他的，還繼續罵他，這使他傷心不已。從此，他斷絕了同所有中國人的來往，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甚至不再講中文了。無論從生活方式還是穿著打扮，他完全變了樣，變得讓人感覺他不是中國人，也許這正是他的目的。他的畫也越來越先鋒，抽象得連他都無法解釋．通過碧雲在臺北的人脈，他的畫在臺灣十分暢銷．但是，他還是沒有成為公寓的主人，而這才是他真正的夢想。 經過幾番折騰和他的轉手交易，我終於把畫賣掉。我們在一個清靜的餐館吃了次晚餐。幾次交往，使他變得有些開朗。他告訴我他最近回學校讀書了，課餘，他在幾家古董店臨摹油畫，收入不錯。我們談起畫廊的主人，自然免不了會扯到她。我試探性地問他：「你有聽過『性革命一次成功』這句話嗎？」，他不解地看著我，我猶豫一下後，壯著膽說下去：「是一句話，留學生用來形容一種婚姻的結局。……你曾經有過的夢想。」他半知半解地想想，說：「沒關係，你說出來好了。」我說：「就是指通過性關係而同時得到身份、金錢和家庭。因為沒有愛情，所以稱為『性革命』。這不是你過去嚮往的嗎？」我真擔心傷到他，趕緊又了句：「對不起。」沒想到，他大笑起來，說道：「難怪你嫁不出去，是因為你的嘴太刻薄，嚇跑了男朋友，果真如此。」我知道他要以攻為守了，笑著說：「是這樣嗎？假如……假如不是他們太軟弱，也跟我一樣刻薄，怎麼會嚇跑呢？」他思索一會兒，感慨地說：「是呵，有的男人很軟弱，卻偏要表現出堅強，自卑卻偏要假裝成高傲。沒有更好的方式使自己的形象顯得高大時，就只好逃掉。其實，沒有顧慮、沒有偽裝地生活是多麼幸福。」 他談起了和碧雲在一起的日子： 「……性革命一次成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這一點，很多人都不清楚。有時，太過追求夢想，反而使自己變得很STUPID。我和碧雲在一起，我一心只想結婚，而這個要求，我是無法說出來的，因為，我連她是不是喜歡我都不知道，她從未說過。我感覺出她根本不是為了要婚姻才和我在一起，而是要一個人在她的身邊。她瞭解我為了什麼跟她在一起，而我卻不瞭解她，這很可怕。所以，我永遠都是被動的，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 我打斷他的話：「她給了你那麼多，難道這不是喜歡？」 「假如說，養著我就是喜歡，那未免有點太簡單，也許，她喜歡用供養男人來安慰自己，或者滿足自己的某種心態。我也確實難以瞭解到她的用意。我是很感激她所給予我的，但是，她太約束我，我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她一手管理，甚至連內衣內褲，也要她指定牌子才行。在這方面，她從不吝嗇。因為她有個怪癖，她喜歡看男人穿得搶眼，如果我穿的不是她喜歡的風格，再貴的衣服，她都會丟進垃圾桶。只要是我用的，她都會給的，可是我不舒服，因為我要迎合她。她是不會為了我而遷就自己、改變自己的，而我必須要這麼做。她憑感覺需要我，而我因目的才需要她。」 我想起那次在臺北八大畫廊的事，在那不久，我辭去了畫廊的工作。由於功課和工作繁忙，和老闆一家的來往也減少了。他告訴我碧雲原來在那家畫廊中有一半股份，後來全部撤走，自己開業，並且雇用心細手巧、基本功扎實的畫家和八大畫廊競爭。我老闆聽說碧雲有一個很大的訂單，單缺人手，因此決定與碧雲的畫廊合作一筆生意，是將仿名畫掛毯出口日本。這筆生意很大，雙方相當感興趣。那天定好下午在畫廊見面商定簽約之事，可是老闆夫婦躲開了。當晚，我老闆告訴碧雲說不準備合作了。她才發覺不妙，馬上打電話給日本方面，那邊說，下午已經與八大畫廊簽了約。碧雲深感自己上了當，憤怒不已，才讓他打電話給我，想挖我老闆的牆腳，把兩個將才搬走。並讓他把我給搞到手，以便瞭解八大畫廊的生意情況，伺機報復……。 餐館的燈比較暗，更顯得他的臉蒼白。我聽完他的坦白，不禁一臉苦笑．我撿了甜點上的一顆櫻桃丟進酒杯，輕輕晃著，櫻桃在杯中上下翻動。為了不再提我與他的事，我尋找著問題，繼續問他：「為什麼後來離開碧雲呢？」 這個問題可能太敏感，他想了許久才回答我：「長期偽裝自己，精神承受不了。對我來說『性革命』不會成功，而我也付出了代價。當一個人從幻想中解脫出來，就不想再繼續浪費時光了。所以，我要走。她說我可以住在她另外的公寓裡，如果我願意。我謝絕了，我要重新起步，怎麼可能還帶著沉重的包袱？」他很激動，半天無語，一口氣喝光了一杯冰水。「我們從小接受國民黨的教育，學會了『為了光復大陸而當兵』；『為了党國而歌唱』。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有個原因，有個為什麼。假如找不到原因，不是神經病就是共匪。到了自由國度，這種觀念還是去除不掉。總是太多的目的和為什麼，太少的自我意識和感覺。結果處處碰壁，毀了自己。」 他的話使我想起十幾年前的事，有一次，我不高興，把家裡的一隻波斯貓從二樓陽臺扔到了樓下，被鄰居看到，並告訴了我母親。那只貓是她的心肝寶貝，母親自然不會放過我，她一手抱著貓，一手掐著腰，質問我：「……你竟然欺負不會講話的貓，到底為什麼讓你不高興？」我流著淚，跺著腳，聲嘶力竭地喊道：「我怎麼知道，我要知道為什麼不就好了嗎？」「啪」——母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神經病！」。不過，從此母親知道她有這麼個「神經病」的女兒，也就不再多問「為什麼」了。我感到很幸運：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尤其是在美國，我更多的是用「不知道為什麼」來解釋生活中的悲、愁、歡、樂，而沒有像他那樣清楚「為什麼」。 「後來，你有去看她嗎？」我很同情那個為了他而留在美國的老女人。「去過兩次，她變得很神經質。在我離開不久，紐約的畫廊生意競爭更激烈了，而她是個好強的人，她不肯認輸，但是她無法使自己平靜下來，心情越急躁，她就越控制不了局面。最後，原本挺不住的一些小畫廊，靠著沉穩的經營步驟和精細製作，贏得了一宗宗大筆生意，並且挖走了她那裡唯一的中國畫家。那個人是碧雲畫廊的頂樑柱，他的離去，對她的畫廊來說是致命的一擊。終於，這個投資幾百萬，才開張三年的畫廊倒閉了。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她搬回臺灣之前，我把她送我的十五萬元錢還給了她。這不是我需要的。我對她說，我找到了我該走的路，還給她這筆錢再上路，更輕鬆些。」 「那你的生活要比原來苦多了。能承受嗎？」我知道大多數人來美國的生活都是越過越好，但還是為他有些擔心。「當然，開始不習慣，不過，我認為這樣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懲罰吧。屈辱都承受了，這又算什麼呢？」 其實，在紐約，甚至在美國．有許多些和他一樣為「性革命」而付出代價、希望卻落空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如果我有機會，我也會做，起碼不用住在這破公寓棲身。 後來他又失蹤了，有人說他在紐約讀不下去書了，又搞上了一個三藩市畫廊的女老闆；也有人說他回臺北了，有人在東區的"風流一代"牛郎夜總會見過他；還有人說他去大陸了，在上海的一家女人俱樂部任經理……，總之，臺北畫廊繼續賣他的畫，而他也繼續賣他自己…… (選自美國《達拉斯新聞》報1998年8月7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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