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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第7節 開花的城

  既然無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難,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辭職,去到位於開花城的印大註冊,專心讀書。出國前在臺北辦簽證時,遇到我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教翻譯課上的學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讀書,所以知道我先到「樹林中的聖瑪麗」教書。印大的宿舍是他幫我接洽的,以我學者的身份及年齡,配得一間眷屬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進去的時候,看到門上釘了一張紙,用中文寫著:「齊老師:我們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們上午十一點鐘來看你。徐小樺、蔡鐘雄留言。」進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蓋的山坡上,有兩個二十多歲的中國男子抬著一個臣大的籃子朝我這面走上來。這兩位我終生的小友抬著的籃子裡,裝著大大小小的鍋、碗、杯、盤、水壺、瓶罐,還有一條真正的窗簾一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這間單間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鋪至山坡之下,總有一種僅小於鴿子的紅胸鳥在上面散步,據說是知更鳥,但是我在英國文學中讀到的知更鳥是一種頗有靈性的小鳥,也許在美國中西部的穀倉變種,壯碩難飛了。

  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自從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後,人們從草坡上來總看見我俯首讀書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在一學期和一暑期班時日中,我不顧性命地修了六門主課:「比較文學和理論」、「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是必修。「文學和現代哲學」、「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文學與文化」、「美國文學——愛默森時代」是選修。

  「文學與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Mueller)上課有一半時間問"Why?",催迫聽者思考書中深意,譬如由托馬斯·曼《魔山》和以歌德《浮士德》主題不同書寫所呈現的文化變貌等,這種教法對我後來教書很有影響。「美國文學」由愛默森的「自信」作為連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輻射出去,將美國文學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他講得翔實生動,我更是有備而來,一點一滴全都瞭解吸收,那寶貴的求知歲月,只有在戰時的樂山有過——而如今我成熟冷靜,確切知道所求為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當年印大的文學課即使在美國也是一流的水平,我上這些課凝神靜氣地傾聽,儘量記下筆記,常覺五十分鐘的課太短。

  「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全班二十多人,說五種以上不同母語,在如此壓力的「災難」中互相安慰。有一位真正嫺熟法、德、拉丁語的俄國同學,被師生羨稱為「怪胎」(monster)的大鬍子竟然問那剛從哈佛拿了文學博士的教師GrosLouis,英國更上的阿爾弗雷德國王(King Alfred)是誰?那簡直和問中國人秦始皇是誰一樣丟臉,旁邊來自各邦國的同學幾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這些課最可貴的不僅是上課言談所得,尚有參考用書書單,少則數頁,多者竟達八十頁。這些參考書單,是我回臺灣後最有益處的指導;尤其「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一課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鬍子,給人很大的安全感。他那滿座的演講課在很大的教室,三個月間為我搭建了一個心智書架,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識和思想放在整體發展的脈絡上,不再散失,日後讀書,尋得來龍去脈,也啟發我一生愛好研究史詩和烏托邦文學的路徑。先識得源頭,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學期結束之前,我沒日沒夜地在那小打字機上趕出了三篇報告,參加了一場考試後,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來,窗外竟是皓月當空,想到《紅樓夢》中,寶玉醒來所見當是同一個月亮。我這個現代女子,背負著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在異國校園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紅塵自適!起身在淚水中寫了一信給父母親,敘此悲情(當時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會增加他們多少牽掛…),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將信投入郵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動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許久。當時心中盤旋著(春江花月夜》:「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詩中情境。正好此時,小友蔡鐘雄和幸璣夫婦駕車經過,他們上來帶我去文學院BallentineHall後面,全條路盛開著樁花,紅白交植的樁花,茂密而不擁擠,每一枝都能自在瀟灑地伸展,恬適優雅,成了我一生詩境中又一個夢境。

  過了幾天去系裡拿學期成績單,四門課三個A,一個A-,總計4.0。我問另一小友徐小樺,這4.0代表什麼?剛拿到物理系博士學位的他說,是Straight A啊!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啊!我說,且慢光榮,你們剛開始人生,無法瞭解,我這麼晚才能夠出來讀這麼一點書,所付的代價有多高……暑期班各處來的名師如雲,我照修三門兇猛的課。我背負離家的罪惡感,得以入此寶山,一日不能虛度。這段苦讀時間,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變化萬千的浮雲:臺灣的消息來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報》航空版,開花城那間陋室是我一生中住過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幾位中國同學和他們的家庭。印大那時有大約三百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占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

  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離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裝在大紙箱裡,開學時分批送給新來的人。開花城外有幾個樹木蔥籠的小湖,他們開車去時常邀我。有一次為了撮合曾與我同住的楊巧霞和曾野的姻緣。曾有六車人開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驅離」。有幾次隨徐小樺、蔡鐘雄、胡耀恒幾家開車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愛荷華州……長途所見。使我見識到美國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廣裹萬里的大穀倉,令我懷想我父祖之鄉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圖書館和她的書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層樓的遠東書庫,我遇見了鄧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學術界很受尊敬的中國現代史專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軍起義史史學》、《太平天國史新論》、《太平天國宰相洪仁軒及其現代化計劃》皆為哈佛大學出版,是西方漢學研究必讀之書。鄧教授,湖南人,雖早年赴美,已安家立業,對中國的苦難關懷至深,我們有甚多可談之事。他退休時印大校方設盛宴歡送,他竟邀我同桌。在會上,校方宣讀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說他剛到哈佛念漢學研究時,鄧教授給他的種種指引,永遠感念這位典範的中國學者。

  這樣單純、幸福的讀書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當初申請傅爾布萊特資助進修的條件是必須有教書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讀學位而延期留在美國。我已申請延長半年,所以先必須回到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再教一學期。那學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學讀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任課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賓塞詩的專家。另一「文學批評」課也非常充實,對我日後研究幫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認這六個學分。我且回到開花城去參加碩士學位考試通過,只待再修六個法文課的學分即可得碩士學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學位。

  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之時。我仍在猶豫,要不要再申請延長半年。這時,我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裕昌工作繁重辛勞,你家中亟需你回來。簽交換計劃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諾的話即須遵守。《聖經·創世紀》裡,雅各布夢見天梯。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帶給我好多年的惆悵,須經過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認命,這世間並無學術的天梯。也無天使。我雖被現實召回,卻並未從梯上跌落。我終於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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