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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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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 民國二十七年,蘆溝橋事變一年之後,日軍逼近漢口,戰爭慘烈地進行著。北京的《新民報》在九月刊登了一則廣告。為了「測驗國民對於反蔣與擁護新政權之熱情」,《新民報》「徵求漢口陷落日期大投票」,舉辦有獎徵答遊戲。以郵戳為憑,誰猜准了漢口陷落的時間,將得到獎金五百元。漢口陷落日期與時間「以日本軍入漢口日本租界之時日」為標準,應徵者只限于中國人。 廣告刊出四天之內,《新民報》稱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應徵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還附上一首歌詞,《祝漢口陷落歌》: 一、武漢三鎮空豪言呀,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漢口陷落蔣府崩呀,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 三、慶祝漢口早陷落呀,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報》宣佈得獎名單。標準答案是,日軍在「二十六日午後三時十分」踏入漢口日本租界。總共有58627個人參加了征答活動,頒獎儀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參加。得獎者都是「英氣勃勃,一望而知為有為之新民青年」。 報紙紙張陳舊發黃,好像世事漫隨流水,全已淘盡,我卻覺得毛骨聳然。當漢口陷落有獎徵答大活動盛大進行的時候,漢口的中國人正在被異族屠殺。一個叫曉東的人這樣描寫戰時的漢口: 有一次敵人利用漢奸的活動,致警報發出不久,敵機已經臨空。我空軍人員駕機截殺不及,只得讓敵機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的天空任意投彈,結果炸毀房屋無數,死傷人民達一千以上……(《學生月刊》) 也許根本沒有「王斯善君」這個人,尤其根本沒有什麼56000封應徵信,但有沒有並不重要,《新民報》的文章是中國人寫的。《祝漢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報》內部編輯的創作,出自一個中國人的手。 究竟是誰呢?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為《新民報》這種明顯賣國的機構效勞?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眼睜睜看著自己民族的災難而搖旗呐喊新民主義呢?這些人對所謂忠奸之辨是否有過內心的辯論? 臺灣人劉捷的自傳為這些時代的問題寫了一個小小的注腳。書名很長:《我的懺悔錄——一個歷經日據時代,中日戰爭,臺灣光復,反共戒嚴時期所遭遇的臺胞之手記》。今年八十四歲的劉捷和多數日據時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歷;日本留學,回台服務。青年劉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臺灣新民報》的記者(也叫《新民報》,和北京的《新民報》卻南轅北轍)。與多數臺灣青年不同的,劉捷在1937年來到北京。《新民報》舉辦「漢口陷落有獎徵答」的時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麼呢? 日本憲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進行電影和出版品的檢查,用我們理解的語言來說,就是思想員警,言論箝制。他們需要一個精通日語和漢文的人,臺灣青年劉捷正好勝任。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有人要問劉捷:你怎麼會為日本人作控制中國人的事? 就法來說,劉捷根本不必理睬這樣的問題;劉捷其時畢竟是所謂日本國民!可是,劉捷沒有像賴和那一代人所擁有的民族情感了嗎?這麼一問,問題就複雜了。青年劉捷是怎麼變成日本人的「思想員警」呢?,首先,他碰見了一個日本憲兵準尉,此人「為人忠厚對臺灣人舊知有一份親密的友情。」準尉推薦劉作這個工作。第二個考慮:劉的朋友也認為這個工作可以使劉的北京話更進步。劉捷的感覺更單純——「我離開臺灣,經大連天津終於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職業……此年次女劉愛玲出生……」 劉捷在淪陷後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慮以及接受工作的動機,卻極端的缺乏政治。他後來甚至變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長,和蘇北特別行政區長官郝鵬舉的貼身秘書,都是政治性相當「嚴重」的職位,劉捷的理由卻極簡單:因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這些工作,全屬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鵬舉在戰後以漢奸罪名被槍斃。如果劉捷不是臺灣人,很難說他不會受到波及。 劉捷的懺悔錄是個寶貴的資料,因為它很誠實地記錄了一個臺灣人的時代命運。劉捷沒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慮政治方向的改變而試圖為自己辯解——他仍舊認為郝鵬舉是「中國軍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對自己進行「政治正確」的檢討。回顧波濤洶湧的一生,他只嘆息「我不是英雄豪傑,長期在現實社會的對立,相克,爭鬥,摩擦中掙扎」。那是個「很顯明又悲哀的時期時代」。 也許沒有56000個人參加了「漢口陷落有獎徵答」大活動。當然沒有那麼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時代的浪濤裡,有的人是隨波逐流的,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點。你能怪他嗎?你能不怪他嗎? 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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