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48)_龍應台

四八

　　至於「民族不足以有為」，則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學家卡爾·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觀察歐洲在戰後所建立的搖搖擺擺的民主時，曾經提出過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傳統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則，如何實踐則必須看一個文化本來的傳統是什麼性質。

　　臺灣的選舉熱熱鬧鬧開展時，我常在鄉下看見同鄉會和宗親會的拉票活動，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話。民主的形式我們是贏得了，但是它與我們什麼樣的文化傳統結合而實踐呢？布袋鄉的人選布袋鄉的，姓李的選姓李的，歪嘴的選歪嘴的。哇，傳統文化果然決定民主的實質內容！在這種結合下，十年中所選舉出來的民意代表有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雞摸狗的竊賊，有偷窺女人內褲、口說髒話的下流痞子和財大氣粗、目中無人的土霸王；自由選舉出來的總統費盡心思打擊異己，擴充自己的權力。你和我，覺得驚訝嗎？

　　在十年實驗中，我對「民意」這個東西也有了新的認識。在威權統治下，民意受到壓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壓迫的都是崇高的」這個定律，民意也戴著道德的光環，成為民主時代最受歡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為武器打擊對手，社運人士以民意為後盾推銷理念，報紙老闆以民意為理由廢掉副刊。在民意的統治下，不同意見的聲音自動消音；這是個民主時代，民意至上的時代。

　　太奇妙了。在強人政權下，反對蔣家王朝、推動閩南語、鼓吹女權運動、贊成同性戀等等都是被壓抑的聲音。民主之後，這些被長期壓抑的聲音一一躍為主調，很好，可是在同時，不合乎主調的聲音卻變成了新的被壓抑者。民意張開一張「政治正確」的大傘，沒有多少人敢大聲地讚美蔣家父子，敢大聲地支持兩岸統一，敢大聲地批判閩南文化的新沙文主義之可能，敢大聲地批評女權運動或大聲地宣佈自己不喜歡同性戀。讓我暫用「自由」和「保守」這兩個並不精確的字眼。如果說十年前是保守派當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壓，那麼十年後便是自由派掌權，而保守的言論受到抑制。我們從「什麼都不可以」的時代走進「什麼都可以」的時代，而反對「什麼都可以」的卻不可以。

　　換了一批人，換了一套思想作為主流，可是壓抑異議的機制依舊。只是這一回，壓力不來自一個強權政府，而來自一個強權的「民意」。不，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像的公平開放、理性辯論的民主環境。

　　而民意的強權並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賴。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吊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闆以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資訊，因判斷力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做假的空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希特勒是靠著民意上臺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於民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隱於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於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會談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不嘩眾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

　　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瞭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臺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健全。太著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畢竟也才只是十年罷了。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歷史。

　　199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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