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34)_龍應台

三四

　　§小城思索

　　——1——

　　是一個蕭瑟的秋天，我決定出去走走。帶著一個破舊的行囊，到了法蘭克福火車站。火車站裡熙來攘往。年輕人歪坐在地上，背靠著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著行李車；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們緊抓著手提箱和當天的經濟新聞。二十個月臺，數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漢堡、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羅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車正在開動，我急奔過去，攀上車門。好極了，兩個小時以後就下車，不管它停在哪裡。

　　坐定了才知道，這是開往柏林的列車。

　　兩個小時之後，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下來。

　　我這樣發現了魏瑪。

　　——2——

　　1770年的德國還是「春秋戰國」的時代；沒有所謂德國，只有三百個大大小小的公國，各有各的軍隊和法律、公爵和農奴，彼此還玩著遠交近攻的遊戲，戰亂連連。國與國之間交通不方便，貨物來往得重重繳稅，連時間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國和英國已經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的隱隱地震，講德語的這些小國家還在山坳坳裡繼續著保守的封建傳統。作物歉收時，成千上萬的人要死於饑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裡，半數的孩子活不到十歲。成人的平均壽命也不超過四十五歲。格林童話裡那麼多後母和孤兒的故事，不過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時代反映。

　　閱讀人口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為了對付這百分之五，統治者還得有各種控制手段。詩人舒巴特寫詩抨擊貴族的荒淫無度，被符騰堡的公爵驅逐出境，後來又誘他回國，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騰堡被禁止寫作，「亂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發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維持的煩惱」在萊比錫被稱為「毒草」而上了禁書名單。但是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的箝制只是他權力的一小部分罷了；想想看，他還能夠將他的屬民賣給外國當炮灰，每戰死一個兵他可以賺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當時的社會：「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一切都爛透了……」

　　在這樣暗淡的天空下，魏瑪小城，人口不過六千，究竟怎麼變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語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裡的德語文學突然提升成氣勢磅礴的世界文學？1770年，維蘭德來到魏瑪。1775年，歌德來到魏瑪，1776年，赫爾德來到魏瑪，1779年，席勒來到魏瑪。

　　維蘭德是洛可哥文學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國第一個重要文學雜誌「德意志信使」，寫出了德語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啟蒙小說和第一個不押韻的詩劇，第一個大量翻譯了莎土比亞的作品，給德國文壇帶來極大震撼；他的翻譯直接影響了赫爾德、歌德、席勒的寫作。赫爾德可以說是狂飆突進文學運動的理論導師。他提倡對舊格律和舊形式的打破重來，讓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張任何偉大的世界文學都必須先植根於民族本士。作為康得的學生，赫爾德承繼了啟蒙主義的理性，但是他對情感的強調和對古典主義的批判又醞釀了狂飆突進文學與浪漫主義的發芽。在斯特拉斯堡時，一個修法律的學生每天來和他討論文學與思想，他對年輕歌德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維蘭德和赫爾德都是德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舉足輕重的人物。

　　來到魏瑪的歌德才只26歲，一個有法學博士頭銜的暢銷小說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維持的煩惱」轟動了歐洲；義大利教會買了所有的譯本，放了把火成堆燒了。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抱著書，穿著維特式的衣服，做出維特憂傷的表情，去自殺。1775年攜至魏瑪的行囊裡，已經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詩劇「普羅米修士」和劇本「鐵手騎士」。歌德當然不會知道，他將在這個小城裡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於斯。而街上引車賣漿的老百姓和宮廷裡附庸風雅的貴族們，恐怕也沒認識到眼前這年輕作家將成為德語文化的火炬，將重寫德國文學史。

　　席勒逃離獨裁專制的符騰堡公國，成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戰國」狀態還真是個幸福美好的時代，對作家而言。席勒離棄了一國，還有兩百多個同文同種的德語國家讓他擇枝而棲，待價而沽；如果碰上個中央集權大帝國，那可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思考縝密的席勒在史學和美學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瑪，與比他年長10歲的歌德開展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古典時期；1797年，兩個人都有劃時代的敘事長詩發表，使得這一年被文學史家稱為「敘事詩年」。

　　——3——

　　獨自坐在公園裡一張長椅上，展讀魏瑪史，陽光把晃動的樹影投在書頁上，搖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讓我眼花撩亂的可不是陽光啊！給我一個小城，給我一個年代，讓韓愈、劉勰、關漢卿、曹雪芹一塊兒發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嗎？

　　1770年的魏瑪公國，全國人口不過10萬，軍隊不過數百，還被後來的歌德裁軍裁了一半；突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過程並不複雜。「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個女人」，安娜·阿瑪麗雅嫁給魏瑪公爵時，將她對文學藝術的愛好也帶來了魏瑪。兒子少年時，她把維蘭德聘來做家庭教師，同時大力推動劇院，藝文沙龍和圖書館的建立。深受母親影響的卡爾王子執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來，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園豪宅，還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個戰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資顯然是可觀的。緊接著歌德把赫爾德引進成為宮廷牧師，把席勒找來發展劇院。思想的開放，人文氣息的濃厚，對文人藝術家的厚愛，使魏瑪小國成為18世紀德語世界的文化大國。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促成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章的，是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而且胸襟開闊的封建貴族。有他沒有他，歷史就是不一樣。曹雪芹過了十幾年「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不堪的日子，五十歲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個山坳裡，「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統治者的支持，中國文學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別燦爛的一章？

　　啊，對不起，我知道，在歷史裡說「如果」是件無聊透頂的事。曹雪芹的時代已經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實：1724年禁市賣「淫詞小說」，禁喪殯時演戲；1728年郎坤因《三國演義》而革職；1738年禁「淫詞小說」；1753年禁譯《水滸傳》和《西廂記》；1764年，禁五城戲園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淒涼荒村裡。雍正和乾隆寫的是一部不同的歷史。

　　可是那是君主專制時代，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歷史。那個人也許是英雄，也許是暴君，席勒在符騰堡因暴君壓迫而失語禁聲，在魏瑪則因英雄賞識而才華奔放。為了避免人治的不穩定，20世紀的我們終於走到了所謂法治的地步：從前的農奴、工匠、市民、學者，現在都成了「選民」，以投票來決定誰是自己的「統治者」。問題是，這個代表民意的總理或總統或總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呢？問題是，假設在1775年，卡爾公爵已被推翻，魏瑪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聘請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