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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歷史的傷口繃開

  昂納克回來了。

  昂納克是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代,他的身份證字型大小是A0000001,東德的「頭頭」。在1989年,他和蘇聯來的貴賓戈巴契夫在東柏林盛大地慶祝建國40周年;和他親面、擁抱、握手的戈巴契夫說:「應變太遲的人會有惡報。」

  昂納克是太遲了。戈巴契夫的預言語音未落,憤怒的人潮已經踢破了昂納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圍牆。統治東德18年之久的昂納克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潛入東柏林的蘇聯軍醫院,然後逃往莫斯科,設想到蘇聯的政變更劇烈,他只好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大使館。

  29日下午,昂納克又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在踏進即將領他入獄的汽車之前,他對著攝影機握起拳頭——共產黨信徒的敬禮。回到不久前還是他的領土的柏林,群眾等侯著他。有的喊著「釋放昂納克!」有的喊著「兇手昂納克!」在公安員警重重的保護之下,昂納克的轎車從機場駛往莫阿比監獄——監獄門口,兩個年輕人撐著一條几尺長的白布:「昂納克,死人會找你復仇!」這兩個人曾經在這裡坐過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著昂納克的牢房,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椅,一個洗手台。在他進去之前,他必須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張照片和一隻結婚戒指。這個牢房,昂納克並不陌生:1935年,23歲的地下共產黨員昂納克被納粹政府以「叛國」的罪名逮捕,在這個監牢裡他度過10年青春的歲月。

  經過半個世紀,昂納克再度成為囚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歷史的舞臺劇充滿了顛覆和反諷的伏筆,8月25日將是他80歲的生日。

  當載著昂納克的蘇聯——不,俄羅斯飛機在柏林機場降落的那一刻,許多德國人會聯想到昂納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機場。那個時候,守候在飛機外頭的,不是員警和逮捕令,而是一國元首、文武百官,儀仗隊和地上猩紅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納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終於得到了西德的默認,以元首之禮接待他,當然也就等於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權的「法統」。

  五年之後,他的國家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了,再度下機,機場上沒有一個等待握手的政客。車隊直接駛往監獄,車程11分鐘。牢獄中有他的老夥計:前國防部長卡斯勒、前公安部長米爾克、前行政院長……

  德國電視記者說,波恩政客一直大聲嚷嚷著將昂納克緝回,繩之以法;現在他終於來了,波恩政壇卻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實並不奇怪,大家心裡明白。

  沉默是因為尷尬。西德向來就清楚昂納克政權暴虐的一面: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捕、下獄。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說,28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成為囚犯。

  明明知道昂納克是一個暴政的代表,卻爭先恐後的和他握手,要他簽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務實政策」所能掩蓋的了。當年的猩紅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強烈對比,這個對比所傳達的諷刺意味,實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尷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許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對昂納克這樣的「犯人」,要評斷他的人不僅只是考慮問題的司法層面,還有政治層面,還有歷史詮釋的角度和道德哲學的角度。在種種考慮之中,司法層面可能還是最簡單的一項。而實際上,對昂納克的處理,到目前為止,也就是從這簡單,也因此最簡化的層面出發。通緝昂納克的罪名,不是他過往的任何政治作為,不是腐敗、無能、經濟破產、人權侵犯……而是非常具體的「殺人罪」:德國法務部試圖使昂納克對死在圍牆腳下的人負責。德國刑法第二一二條:「不蓄意謀殺之殺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終身監禁。」

  如果司法機構以這個「技術」成功地將昂納克治了罪,會有許多人覺得不安:昂納克令「越牆者得射殺」時,他是在那個制度中合「法」產生的領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國法;誰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國法」?有人反駁: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國法,然而這是主觀的價值判斷,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一種道德取向,而在一個現代法治國家裡,道德不能作為判罪的依據,法律才是。所以僅只以法律問題來看待昂納克,都莫衷一是,更何況,昂納克所揭開的,還有種種更複雜的難題:

  首先,誰有權利審判昂納克?真正乾淨的人才能丟那第一塊石頭:西德政客的容忍和東德大多數人的默許,事實上,都使他們成為昂納克的種種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裡有資格審判「主犯」?

  再說,如果昂納克躲在「理想主義」的大旗後面呢?如果對著世界握起拳頭敬禮的昂納克說,他至死相信共產主義,他一切的作為,包括「保衛邊境」,都是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造福他所熱愛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於理想,如果他這麼說,誰來評斷這個「理想」的真與假、是與非、上升與墮落?又有什麼依據能使人公正地評斷這個「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國社民黨和工党的創始人貝柏被控「叛亂」,他在法庭上為他的「理想」侃侃而談:「…我自少年時代就為工人解放這個目標而奮鬥,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奮鬥到底。」他被解往監獄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對他脫帽致敬。

  如果昂納克在柏林法庭上為他的「理想」——儘管那已是一個灰飛煙滅的理想——侃侃而談,我們究竟是該對他脫帽敬禮呢,還是給他腳鐐手銬?

  噁心!極權政治的受害人說,昂納克不值得任何一丁點的同情和諒解。那成千上萬被毀了的人生,那加起來上千年的牢獄,那數不清的妻離子散,那沒有聲音的家破人亡——就這麼算了嗎?如果這罪魁禍首不得到懲罰,世界上還有公理這個東西嗎?

  可是,即使是這些復仇心切的人,大概心裡也明白:殺了昂納克也只能滿足情緒,回答不了歷史的問題:什麼是罪?誰有罪?罪如何形成?懲罰昂納克只是在對「公理」饑渴時所輕易攝取的速食麥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納克回到德國受審仍是具有意義的。就他個人而言,這是一個扳回尊嚴的最後機會,和許多其他共產領袖相比,昂納克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他不曾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一樣被莫名其妙地槍斃,也不會像保加利亞或甚至蘇聯的共產黨頭目一樣受奪權者的審判:昂納克面對的是一個公認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式。他有機會再度躍上世界舞臺,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即使是失敗的辯護,也還比潛逃在某個大使館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個80歲的人,除了歷史之外,還有什麼可懼怕的?

  昂納克的受審,當然又揭開了德東人尚未癒合的傷口。在統一之後的3年中,1700萬德東人不僅受到失業窮困的打擊,更嘗到了一種「自我消滅」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中掙扎。這種危機,大部分的人仍舊相信,只是過渡的,但是痛苦並不因此減輕。

  昂納克的出現,將使德東人在為柴米油鹽煩憂的同時,再度反省回顧自己的來時路。不久前,昂納克曾經為自己書面辯護:不管東德人民是情願不情願,所謂「統一」事實上是西德對東德的「佔領」、「兼併」,吃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東德人要比現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從昂納克的審判過程中,德東人勢必和自己進行內心的辯證:究竟有沒有另一條路可走,那個時候?

  對西德人而言,這個世紀的第二度歷史審判又開幕了。1945年,在紐倫堡,是戰勝者列強在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決定它的罪與罰;1992年,是德國人自己試圖裁判一個崩潰政權的是與非,試圖決定它的罪與罰,一項極龐大、極複雜、極艱難的歷史任務。

  日爾曼民族也許過度的迷信法治,認為法律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個民族有面對歷史傷口的勇氣,有時其他民族是寧可閉起眼睛,讓傷口在掩蓋下默默潰壞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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