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龍應台 > 天長地久 | 上頁 下頁 |
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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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歲 他二十六歲,我六十四歲 ——他做了我當年該做未做的事…… 那一年,耶誕節那種像奶油蛋糕過度甜膩的氣氛充滿在空氣裡。美國人毫不遮掩,就是愛甜膩,甜膩就是人間幸福。 紐約冬雪 我是個窮學生,一杯咖啡都有點負擔不起,但是大雪初落的紐約街道實在太冷了。看見這家咖啡館,迫不及待就踏進來,暖氣像貓一樣熱融融地撲進懷裡,咖啡香氣繚繞在人們愉快的喧嘩上。我選窗邊的位子坐了下來。雙手捧著熱熱的咖啡,看著窗邊不斷流過去的行人。 突然有一對母女,手挽著手停了下來,就在我的玻璃窗前,往咖啡館裡頭探看。媽媽的銀白頭髮挽成一個髮髻,女兒大概二十多歲,留著披肩長髮,黑呢大衣胸前別著一枚胸針,是保護野生動物的標誌。大衣很厚,更顯得她們的緊緊依偎。女兒別過臉去,似乎在問媽媽:這家怎麼樣?滿臉皺紋的媽媽笑得開懷,伸出手把女兒頭髮上幾絲雪片撥開。 二十六歲的我,突然熱淚盈眶,眼淚就簌簌滴進咖啡裡。 在我們的文化裡,哪裡有「母女專屬時間」這個概念?這個社會向來談的都是我們要給孩子相處的「品質時間」,陪伴孩子長大,什麼人談過我們要給父母「品質時間」,陪伴他們老去? 我在紐約咖啡館裡坐著的時候,美君你正在高雄路竹的鄉下養豬。女兒出國深造,兩個弟弟大學還沒畢業,你們仍然在勞動,為了下一代的教育。 離開紐約咖啡館,路上積雪已經到腳踝,濕淋淋的雪如同冰沙稀泥,沾了整個皮靴。我跋涉的是雪泥,你在路竹的冬天,涉入冰涼的溪水採割牧草,一捆一捆地,準備背回去喂豬。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兩代之間的「品質時間」,並不僅止於給予下一代的孩子,還在於回首上一代的父母,這將是一輩子要堅守的幸福儀式。 世代 和飛力普走在維也納的街頭。他很高,我像個小矮人一樣傍著他走路。我說,「我們對於爺爺奶奶那一代人心中有疼惜和體恤,因為知道他們從戰爭和貧窮走出來,為我們做了很大的犧牲。你們對於我們這一代,大概沒有這種感恩和體恤吧?」他老實不客氣地說,「沒有啊。不批判你們就很好了。」 「什麼意思?」 「爺爺奶奶那一代人讓你們這代戰後嬰兒每個人都鵬程萬里,讀博士學位、得高薪的工作、買房子、存錢投資,日子過得太好了。我們應該要抱怨怎麼你們嬰兒潮世代把我們這一代人搞得這麼慘。」 「怎麼慘?」 「你看看這些房子,」我們剛好走在維也納的市中心,周遭是一排一排奧匈帝國時代美麗古典又厚實的建築,「我們這一代人很清楚一件事:就是,這輩子再怎麼奮鬥也買不起房子,核心區的房子也租不起了。除非是遺產,沒有人會擁有自己的房子了。你想想看,這個世界怎麼會公平呢?一出生,看你父母是誰,就已經決定了你的一輩子……」 氣球 突然有歌聲從公園的方向傳來,穿過密密實實的白楊樹林;我們就跟著歌聲的牽引而走。 踏進公圜,迎面而來竟是奧地利共產黨的巨大旗幟。到處是標語: 讓富人付出代價! 我有權要求生活無虞! 開放移民,不要開放資本! 再往前走就是嘉年華式的灘位區。「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的攤位旁邊是賣啤酒和香腸的小車。一輛破腳踏車上掛著一件白恤衫,通常在觀光景點會看到上面印著切格瓦拉的頭像,這一件竟然印的是托洛茨基,觀光客可認不得。 一個紮馬尾的女人塞給我一個小冊,小冊封面是毛澤東的剪影,德文寫著「紀念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革五十周年」、「讓我們團結在毛澤東的思想領導下」;打開來,兩頁滿滿的德文為文革辯護。原來我們到了毛派份子的攤位了,守攤位的人坐在書報攤後面。 奧地利人為文革辯護?紀念毛? 飛力普小聲地說,「大概全歐洲的毛派都在這裡了吧……」 原來這是奧地利共產黨機關報《人民之聲》主辦的年度盛會,是一個左派嘉年華。 小孩兒嬉鬧著溜滑梯;老頭兒在長凳上打盹;女人圍著古巴的攤位跳拉丁舞,抖動著身上一圈一圈的肉;大肚的男人在喝一杯一公升的冒泡泡啤酒。但是更多的人,躺在草地上閉眼曬太陽。 女歌手抱著吉他唱歌,歌聲沙啞慵懶。一個披頭散髮、褲子破洞的中年嬉皮忘我地赤腳跳舞。秋色樹葉金屬鱗片似地在風中翻轉。一隻斷了線的氣球突然竄高飛起…… 美君,你一輩子念念不忘美麗的新安江。我後來知道,真正讓你念念不忘的,其實是自己失去了的青春情懷,青春情懷怎麼可能說清楚呢?那就說一條江吧。 這些緊緊擁抱「左」的人們,不見得知道自己真正懷想的是什麼。斷了線的氣球,不知飄向何方,只知道,它永遠回不來了。 草地上 我們躺在草地上,看著白楊樹梢的葉子翻飛。女歌手抱著吉他幽幽唱著。 「你喜歡她的歌嗎?」 「還好。」 「還好是什麼意思?」 飛力普想了想,說,「『還好』的意思就是——甜甜的,不討厭,但是,聽過就忘記了,它不會進入你的心裡。就像超市里賣的紅酒,沒有人會真的討厭,也喝得下去,但只是還好而已。」 「那你認為好的音樂,必須怎樣?」 「有點刺,有點怪,有點令你驚奇,可能令你不安,總而言之不是咖啡加糖滑下喉嚨。」 「我知道你的意思,詩人波的賴爾(Baudelaire)的說法是,美,一定得有『怪』的成分,不是作怪,而是創造一種不同尋常的陌生感。」 「媽,你聽過塗鴉藝術家Banksy嗎?」他問。 「聽過。」 「我喜歡他的風格。他是這麼說的:Art should comfort the disturbed and disturb the comfortable.」 「嗯,精彩——藝術必須給不安的人帶來安適,給安適的人帶來不安……」 臺上的樂團結束了,下一個樂團準備上場,跳舞的嬉皮躺在草地上睡著了。我問飛:「你會想做藝術家嗎?」 他搖頭,「一點也不想。」 「為何?」 「創作者會創作,都是因為心靈深處有一種黑暗,不平衡,痛苦,不能不吐出來,吐出來就是作品。沒有痛苦就沒有創作。我幹嘛要做藝術家?我寧可我的人生平衡、快樂。」 不要給 「不要,」飛說,「真的不要。」 我的手就停頓在口袋裡,拿著一張鈔票的手。 那個小男孩大概十歲大,站立在距離我們的露天餐桌五米之處。 歐洲的夏天,根本就是一場極盡揮霍的部落慶典,為了狂歡,火炬不滅。天藍得沒個盡頭,太陽就像張燈結綵,拒不收攤,亮到晚上十點;當每個人的皮膚都吸飽了幸福能量,暮色,才一層一層薄紗似地逐漸收攏。 就是在這暮色漸下的時候,我看見他,大大的眼睛長在黝黑的臉龐上,顯然是個吉普賽孩子。這巴黎左岸的古老石板街上,露天食肆的燈火初上,孩子只是一個黑色的輪廓,站立街心,向每一個路過的幸福的人伸出手來,掌心向上。但是幾乎沒有人掏出錢來,天色越來越暗,我忍不住了。 「媽,同情心不能沒有思辨的距離,」飛說,「沒有知識的同情心反而會害了他。這些孩子背後一般都是犯罪組織,大人把這些孩子關起來,訓練他們乞討,討到的錢回去上繳。德國警方做過追蹤調查,你越是給錢,這些孩子的處境就越淒慘,越可憐。」 我看著兒子,二十六歲的年輕男子,真的是劍眉朗目,英氣逼人,可是母親永遠能在那棱角分明的臉龐上同時看見重疊的臉——嬰兒肥的粉色臉頰、幼兒的稚態笑容;時光是怎麼走的,這懷裡抱著的嬰兒此刻在正色地教訓著你? 牛仔褲 我想到我們在巴塞隆納的事。在鬧區經過一家有名的服飾店,正想走進去,他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說,「你真的要在這種店買衣服嗎?」 「這種店」,是以「有設計感又便宜」作為宣傳的國際連鎖大品牌,在香港和臺北開店時,消費者是在外面瘋狂排隊等候、門一開就像暴民一樣沖進去的。哪裡不對了? 「首先,」他說,「你要知道他們的所謂設計,很多是偷來的,抄襲個人設計師的圖樣,做一點點改變,就拿來充當自己的品牌,個人設計師很難跟他們打官司,因為很難證明他們抄襲。」 我說,「我們先進去,然後你慢慢跟我說。」 店裡人頭鑽動,生意紅火。經過一圈滿掛牛仔褲的架子,他說,「你看,七.九九歐元一條牛仔褲。媽,你要想到『廉價』的幕後是什麼:生產一條洗白牛仔褲要用掉八千公升的水、三公斤的化學物、四百mJ的能量。還有,廉價到這個程度,你可以想像廠商給東莞工人的工資有多低嗎?」 我連MJ是什麼都不知道。好,他跟我解釋,MJ是一個熱值單位,就是megajoule。我拿出手機當場查找,得知中文叫做「兆焦耳」。什麼叫兆焦耳?他耐心地說,一個焦耳是用一個牛頓力把一公斤物體移動一公尺所需要的能量。 我就不太好意思再問,什麼叫「牛頓力」了。 我停下腳步,回頭看他,說,「你不進這種店買衣服?」 「我不,」他說,「凡是便宜得不合理的東西我都不買,因為不合理的便宜代表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有人被剝削,我不認為我應該支持。」 我走出服飾店的樣子,可能像一隻剛剛被訓斥的老狗,眼睛低垂看著自己弄髒的爪子。 我們沒入流動的人潮裡,遠處教堂的鐘聲當當響起,驚起一群白鴿展翅。大概走了一段路之後,我停下來,說,「飛,告訴我,難道,你在買任何一個東西之前,都先去瞭解這個東西的生產鏈履歷,然後才決定買不買?」 「沒那麼道德啦,但是能做就儘量啊,」他輕快地說,「當然不可能每一件東西都去做功課,太累了,但是我覺得要讓這個世界更合理、更公平,是每個人的義務啊。你不覺得嗎?」 「飛,是你特別,還是你的朋友們也都這樣?」 他點頭,「我的朋友大多會這麼想的。譬如說,昨天史提芬還聊到,他最近買了幾張股票,是一個法國軍火企業的股票,因為投資報酬率很不錯。但是他覺得有點不安,說,這個企業有跟中東地區買賣軍火,買它的股票等於間接資助了戰爭,是不是不太道德……」 在美麗的噴泉旁坐下來,咖啡送到時,我伸手拿糖,兒子用揶揄的眼睛看著我,笑著說,「真的要糖嗎?」 我的手停格在半空中,然後帶著革命精神說,「要。」 多瑙河 多瑙河其實不是藍色的。 晴空萬里時,河面碎金閃爍,是奢華無度的流動黃金大展;白雲捲動時,河水忽靜忽動,光影穿梭,千萬細紋在雕刻一種深到靈魂裡去的透明。 我們母子並肩坐在蘆葦擺蕩的河岸,安靜地看白楊樹斑駁的黃葉飄落水面,看行雲迅疾、流水無聲。此刻他二十六歲,我六十四歲——做了我當年該做未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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