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龍應台 > 親愛的安德列 | 上頁 下頁 |
五 對玫瑰花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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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列: 讀你的信,感覺挺複雜。想起跟你父親在美國初識的時候,聽他談自己的旅行。18歲的他,也是和一兩個留著長髮、穿著破牛仔褲的朋友,從德國一路hitchhike橫過整個歐洲,到土耳其和希臘。那是歐洲的1968年,學生運動興起、嬉皮文化煥發的時代。 他提到在語言不通的國度裡,發生車禍後的一團混亂;提到在西班牙設法勾引天主教堂裡做彌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況下,如何到希臘的農家裡騙到一頓飯;提到在稻草堆裡睡覺,看捷克的夜空裡滿天沉沉的星斗。 那時我3歲,剛從臺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麼歐洲的青年人和我們的「玩」,就是一圈人圍起來,唱歌、跳舞,玩大風吹或者躲濛濛,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腳,做整齊劃一的動作。幼稚園的孩子們做的遊戲,大學生一樣起勁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們的「玩」後頭,教我們從集體行動中尋找安全和快樂。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臺灣青年,當時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後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嗎?他們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國法西斯的集體意識裡過日子的嗎?也就是說,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實是相像的。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來的青年說,「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臺上種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願意 去種植中國的竹子,而非歐洲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列就是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我反對嗎?我這「複雜深沉、假裡假氣」從來沒學會「玩」的知識份子要對你道德勸說,教訓你說蟋蟀和工蟻的故事嗎?做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不想這麼說,安德列。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將被家庭羈絆,被責任捆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複雜和矛盾壓抑,你往叢林深處走去,愈走愈深,不復再有陽光似的夥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輕狂」,安德列,是可以的。至於「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是一種蠻嚴重的缺點。怎麼說呢?席慕蓉阿姨「記得嗎?那個又寫詩又畫畫的蒙古公主」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裡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 踩過乾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中國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他的文學魅力,我覺得,來自他小時翹課,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殺人、農民頭顱滾地的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遠超過課堂裡的背誦。 你小的時候,我常帶你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喂鴨子,在廚房裡揉麵團,到野地裡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現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羅納,看建築,看雕塑。安德列,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裡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那麼,我是否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的兒子將來變成冬天的蟋蟀,一事無成?騙鬼啊?我當然擔心。但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性、藥、搖滾樂」是少年清狂時的自由概念,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路上的荊棘。 可是你18歲了,那麼自己為自己負責吧。忘了說,MM18歲的時候常常蹺課,每天在談戀愛,沒讀什麼書呢。而且,她以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四面環海,走不出去的。 MM 2004年11月0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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