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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下午茶


  從一月十三日開始,我每個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點,常常下著小雨,帶點寒意。我們總是開了暖氣,燃起燈,泡好了熱茶,才開始談話。

  一輩子拒絕寫回憶錄、不願意被採訪的余先生對擺在桌面上的幾部答錄機有點兒不慣,也不讓我把小麥克風別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別怕答錄機,我不也在作筆記嗎?

  講到東北戰爭的細節,情感的衝動使他忘了答錄機的威脅,抓起麥克風當道具:喏,這是瀋陽,這是長春,公主嶺在那邊……,更激動的時候,就把筆從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筆記本上畫起作戰地圖來。

  我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窗外夜色越來越黑,到了晚飯時刻,管家把飯菜擺上了桌,漸漸涼掉,涼掉了再熱。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時發現已是夜裡九點,他已經口述了五小時,卻一點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兒發慌:回憶像甜苦的烈酒,使他兩眼發光,滿蓄的感情猶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湧動,我們該談下去談下去,徹夜談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這裡吧。

  他很虛弱,從回憶的纏綿迷宮中抽身而出,顯得不太捨得。到了飯桌上,他又開始敘述起來,我於是乾脆將收好的答錄機又取出來,把盛飯聲、喝湯聲、咳嗽聲、笑聲和歷史的空穀回音一併錄進。

  好幾個下午和夜晚,風雨無阻地,我們坐在燈下工作。有時候我帶來一把亂七八糟的糖果,問他吃不吃,他總是說「吃」。於是我們一人一個,剝糖紙吃糖。我放縱自己想喝濃咖啡,問他喝不喝,他總是說「喝」。於是我們一人一杯滾燙的咖啡,慢慢兒喝,就在那冬日暖爐邊。我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宂竟容不容許吃糖果喝濃咖啡,但是他興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場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紙是花花綠綠的玻璃紙,剝起來發出脆脆的聲響,燈光照著,泛出一團炫麗。

  有一天晚上在敘述中碰到一個細節,「這我說不清了,」他說,「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電話給他。」算算時間,是美國西部的清晨兩點。我猶豫著,他也猶豫著。

  然後他下了決定,說:「打吧!」

  回憶真的是一道洩洪的閘門,一旦打開,奔騰的水勢慢不下來。

  電話不斷地撥,總是傳真的聲音,試了許久,只好放棄。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頭喪氣。

  他又拾起一顆糖,慢慢兒地在剝那五彩繽紛的糖紙。房子靜悄悄的,時間是一隻藏在黑暗中的溫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間,物走星移。

  我看見一個眼睛清亮的四歲孩子在北京的胡同裡吃糖,溥儀剛退位;我看見一個十歲的學童在江蘇的村子裡看《史記》,直皖戰爭爆發;我看見一個十來歲奶聲奶氣卻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讀《飲冰室文集》被梁啟超深深震動,「五卅慘案」正在發生;我看見一個英氣逼人的二十歲青年在南京街頭追打誤國的外交部長,「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世界;我看見一個心裡藏著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輕人憂鬱地踏上駛往倫敦的輪船,懷裡揣著姊姊給的手帕,蔣委員長正在進行對共軍的第四次圍剿,毛澤東的部隊遭到胡宗南的突襲,損失慘重。我看見……

  我看見一個文風鬱鬱的江南所培養出來的才子,我看見一個只有大動盪大亂世才孕育得出來的打不倒的鬥士,我看見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當代典型一一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遠,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執著,因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見一個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鯨魚也有淺灘的困境。動完劇烈的手術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靜養的地方。我說,太湖邊吧!你是水鄉的孩子,到湖邊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樹,放一箱線裝書在柳樹下,線裝書書目我提供,從陸遊《入蜀記》到蘇軾詩集,我幫你準備。

  他好像在聽一個不可及的夢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聽見熟悉的聲音,輕輕呼喚自己的名字,帶點不可思議的嚮往與情怯:是啊,太湖邊、柳樹下、線裝書……

  半晌,他回過神來,深深歎了口氣。

  我知道,我知道那歎氣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一位九十歲的人回到他故鄉的權利。

  我很平和地說,可是心裡有說不出的痛楚。

  他沒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蘭。風光明媚如畫的地方,但是,那裡沒有一個龜頭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個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學在星空水光中流著眼淚唱著歌,談拋頭顱灑熱血、談救國家救民族……

  從新西蘭休息回來,我發現,他已經衰弱到無力敘述的程度。從新西蘭一路抱回來的絨毛黑狗,他說:「送給你。」黑狗明顯的是只嬰兒狗,幼稚可愛得令人難以抗拒,我抱著上班。可是他怎麼會買玩具狗?九十三歲的眼睛和四歲,竟是同一雙眼睛?靈魂裡,還是那看《史記》的孩子、深情而憂鬱的青年?

  在病房裡,握起他仍舊溫暖的手,我深深彎下;眼淚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帶著我們的不舍和眼淚,你上路吧。如果這個世界這個世紀的種種殘忍和粗暴不曾嚇著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風明月細浪拍岸了。不是漸行漸遠,而是有一天終要重逄;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紀的史記裡。

  附記:余紀忠先生(1910—2002),江蘇武進人,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讀。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創辦臺灣大報之一《中國時報》,余先生戒嚴時代守護知識與真相,不遺餘力,樹立了一代報人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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