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最後的下午茶_龍應台

最後的下午茶

　　從一月十三日開始，我每個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點，常常下著小雨，帶點寒意。我們總是開了暖氣，燃起燈，泡好了熱茶，才開始談話。

　　一輩子拒絕寫回憶錄、不願意被採訪的余先生對擺在桌面上的幾部答錄機有點兒不慣，也不讓我把小麥克風別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別怕答錄機，我不也在作筆記嗎？

　　講到東北戰爭的細節，情感的衝動使他忘了答錄機的威脅，抓起麥克風當道具：喏，這是瀋陽，這是長春，公主嶺在那邊……，更激動的時候，就把筆從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筆記本上畫起作戰地圖來。

　　我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窗外夜色越來越黑，到了晚飯時刻，管家把飯菜擺上了桌，漸漸涼掉，涼掉了再熱。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時發現已是夜裡九點，他已經口述了五小時，卻一點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兒發慌：回憶像甜苦的烈酒，使他兩眼發光，滿蓄的感情猶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湧動，我們該談下去談下去，徹夜談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這裡吧。

　　他很虛弱，從回憶的纏綿迷宮中抽身而出，顯得不太捨得。到了飯桌上，他又開始敘述起來，我於是乾脆將收好的答錄機又取出來，把盛飯聲、喝湯聲、咳嗽聲、笑聲和歷史的空穀回音一併錄進。

　　好幾個下午和夜晚，風雨無阻地，我們坐在燈下工作。有時候我帶來一把亂七八糟的糖果，問他吃不吃，他總是說「吃」。於是我們一人一個，剝糖紙吃糖。我放縱自己想喝濃咖啡，問他喝不喝，他總是說「喝」。於是我們一人一杯滾燙的咖啡，慢慢兒喝，就在那冬日暖爐邊。我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宂竟容不容許吃糖果喝濃咖啡，但是他興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場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紙是花花綠綠的玻璃紙，剝起來發出脆脆的聲響，燈光照著，泛出一團炫麗。

　　有一天晚上在敘述中碰到一個細節，「這我說不清了，」他說，「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電話給他。」算算時間，是美國西部的清晨兩點。我猶豫著，他也猶豫著。

　　然後他下了決定，說：「打吧！」

　　回憶真的是一道洩洪的閘門，一旦打開，奔騰的水勢慢不下來。

　　電話不斷地撥，總是傳真的聲音，試了許久，只好放棄。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頭喪氣。

　　他又拾起一顆糖，慢慢兒地在剝那五彩繽紛的糖紙。房子靜悄悄的，時間是一隻藏在黑暗中的溫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間，物走星移。

　　我看見一個眼睛清亮的四歲孩子在北京的胡同裡吃糖，溥儀剛退位；我看見一個十歲的學童在江蘇的村子裡看《史記》，直皖戰爭爆發；我看見一個十來歲奶聲奶氣卻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讀《飲冰室文集》被梁啟超深深震動，「五卅慘案」正在發生；我看見一個英氣逼人的二十歲青年在南京街頭追打誤國的外交部長，「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世界；我看見一個心裡藏著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輕人憂鬱地踏上駛往倫敦的輪船，懷裡揣著姊姊給的手帕，蔣委員長正在進行對共軍的第四次圍剿，毛澤東的部隊遭到胡宗南的突襲，損失慘重。我看見……

　　我看見一個文風鬱鬱的江南所培養出來的才子，我看見一個只有大動盪大亂世才孕育得出來的打不倒的鬥士，我看見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當代典型一一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遠，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執著，因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見一個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鯨魚也有淺灘的困境。動完劇烈的手術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靜養的地方。我說，太湖邊吧！你是水鄉的孩子，到湖邊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樹，放一箱線裝書在柳樹下，線裝書書目我提供，從陸遊《入蜀記》到蘇軾詩集，我幫你準備。

　　他好像在聽一個不可及的夢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聽見熟悉的聲音，輕輕呼喚自己的名字，帶點不可思議的嚮往與情怯：是啊，太湖邊、柳樹下、線裝書……

　　半晌，他回過神來，深深歎了口氣。

　　我知道，我知道那歎氣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一位九十歲的人回到他故鄉的權利。

　　我很平和地說，可是心裡有說不出的痛楚。

　　他沒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蘭。風光明媚如畫的地方，但是，那裡沒有一個龜頭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個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學在星空水光中流著眼淚唱著歌，談拋頭顱灑熱血、談救國家救民族……

　　從新西蘭休息回來，我發現，他已經衰弱到無力敘述的程度。從新西蘭一路抱回來的絨毛黑狗，他說：「送給你。」黑狗明顯的是只嬰兒狗，幼稚可愛得令人難以抗拒，我抱著上班。可是他怎麼會買玩具狗？九十三歲的眼睛和四歲，竟是同一雙眼睛？靈魂裡，還是那看《史記》的孩子、深情而憂鬱的青年？

　　在病房裡，握起他仍舊溫暖的手，我深深彎下；眼淚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帶著我們的不舍和眼淚，你上路吧。如果這個世界這個世紀的種種殘忍和粗暴不曾嚇著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風明月細浪拍岸了。不是漸行漸遠，而是有一天終要重逄；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紀的史記裡。

　　附記：余紀忠先生（1910—2002），江蘇武進人，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讀。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創辦臺灣大報之一《中國時報》，余先生戒嚴時代守護知識與真相，不遺餘力，樹立了一代報人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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