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包袱的驢子_龍應台

背著包袱的驢子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里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徵，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別的混混沖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鬥。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會大眾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認為平常雖是「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著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英法國內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只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態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將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採取經濟制裁。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著一片自我檢討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別的歷史情結。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隱，額上烙著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別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態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閃。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歷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標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裡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歷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別顯得緊張。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像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國，別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歷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後生者無罪」，為下一代減輕負擔。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那個禁忌目標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裡朦朧著反抗衝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發洩的目標。他怎麼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麼東西，在這個社會裡，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國，強姦、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只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殺父殺母，都只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在這個國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只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只是國內新聞的焦點，也是國際媒體的寵兒：街頭巷尾，莫不談論，舉國為之震動。

　　牽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和極左的赤軍不同，沒有組織的帶領也沒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們多半來自低收入階層，失業，失學，酗酒。去年縱火殺人的十九歲青年拉爾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母親在他九歲那年自殺死亡，他就在扶養中心長大，一向是個問題兒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歲的克裡斯強，沒有父親，母親常換伴侶。他解釋自己恨外國人的動因：母親從前有個情人，他很喜歡。那個人經營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搶了，據說是被外國人搶了。克裡斯強被警方逮捕時，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國的排外風潮，必須有這麼一個歷史焦距：在對納粹歷史進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形成了一個絕對的禁忌。對禁忌挑戰，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實是青少年階層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導的反外風潮，究竟有多少是屬於法西斯理念的推動？有多少是屬於青少年對一個龐大禁忌的盲目反抗？還等時間來澄清。不考慮這個禁忌形成的歷史背景而遽下斷語：日爾曼民族主義復蘇、希特勒精神復活、納粹主義橫行德國等等，恐怕都是未經深思的危言聳聽之辭。

　　值得擔心的是，危言聳聽造成影響，將原來已經森嚴的禁忌再加幾道鎖，而導致更強的反彈。每次事件發生，就有人提議將所有極右黨派指定為非法集團，以杜絕影響。真那麼做了，無非使地上活動轉流地下，更難監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強，猶如在發炎的腫塊上塗辣椒水，恐怕只能誘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國的排右暴力？歐美各國尚做不到，德國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發生，德國正派媒體極少自我辯護說，他們英國美國法國種族問題一樣嚴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斷地自我鞭策，討論如何讓外國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如何給予外國人投票權、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寬容……這種「好孩子」的反應舉止，也和那個禁忌有關——德國人必須做個世界村裡的好孩子，他必須被打不還手，被罵不回嘴，理性而自製。

　　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告訴你，在這麼強大的制約壓力之下，那個好孩子不變成問題兒童才怪！事實上，殺人放火的拉爾斯和克裡斯強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國問題兒童。就歐美其他各國來說，德國人的集體罪惡感或許是驢背上一個包袱，壓著不讓它亂蹦，可是包袱太重，驢要反抗鬧病的。

　　寫到這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麼說，日本那頭驢子可更理直氣壯地不馱它該馱的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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