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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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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又有兩家報館派人走來跟我接洽,要我為他們撰寫《潘金蓮做包租婆》以及《刁劉氏的世界》之類的黃色故事新編。我不想過分虐待自己,只好婉辭拒絕;但是他們將稿費提高到千字十五元,還講了不少好話。 我的自尊已恢復,然而又極悲哀。我從十四歲開始從事嚴肅的文藝工作,編過純文藝副刊,編過文藝叢書,又搞過頗具規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來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今,來到香港後,為了生活,只好將二三十年來的努力全部放棄,開始用黃色文字去賺取驕傲。 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感情極其複雜。一方面因為生活漸趨安定而慶倖;一方面卻因強自放棄對文學的愛好而悲哀。 寫黃色文字是毋需動什麼腦筋的,不過,興趣不在這上面,容易變成負擔。 過年時,麥荷門沒有跟我見面。當我接到旅居法國的一位老作家的來稿時,不得不親自到麥家去找一次荷門。 這是一篇論文,以一位中國小說作者的立場研究「反小說派」的理論,寫得非常精彩,實為近年少有的佳構。 麥荷門見到我,眼光裡充滿敵意。我知道我們之間已隔著感情上的鐵絲網,暫時無法撤除。我將那位老作家撰的論文交給他,加匕這麼幾句: ——這是一篇有精闢見解的論文,對沙洛特、都亞蘇諸人的「反小說派」作品加以審慎的批判。作者認為「反小說派」的主張寫出人類的內在真實,是極有價值的看法。不過,在表現手法上,譬如主要人物沒有姓名,用幾何學的名稱去描寫風景等等,似乎仍在實驗階段。縱然如此,他們的「革命」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我們仍可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喬也斯、紀德、福克納、甚至沙特的影子。 說完這番話,將稿子遞與麥荷門,荷門看見題目,又翻了一下。然後將稿件放在茶几上。 耐不住難堪的靜默,我問: ——「創刊號」的稿件該發齊了吧? ——還差一兩篇結實的論文,你現在拿來的這一篇,正是雜誌最需要的。 ——內容方面是否能夠維持一定的水準? ——創作部分比較弱一些,幾個短篇小說全不符理想。 ——好的小說可遇不可求,只要不患「文藝幼稚病」,也會產生一點作用。 麥荷門似乎對《前衛文學》已不像先前那麼起勁,說話時,口氣冷得像冰。 (我應該走了,我想。)正欲告辭時,他提出這樣一個詢問: ——聽別人說,你最近替四家報紙寫黃色文字,有沒有這回事? ——有的。 ——這是害人的工作。 ——我知道。 ——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寫? ——為了生活。 ——恐怕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欲吧? 我歎口氣,無意置辯。事實上,如果麥荷門不能瞭解我的話,那就不會有人瞭解我了。香港這個社會的特殊性,非身受其苦者很難體會得到。在這裡,有修養有才氣的文人為了生活十九都在撰寫通俗文字;但是荷門卻不肯體諒我的苦衷。我還能說些什麼?除了嘆息。 離開麥家,感情在流血。(也許酒是治療創傷的特效藥,我想。)我走進一家酒樓。 有一齣悲劇在我心中扮演,主角是我自己。 上帝的安排永遠不會錯。 年輕的女人必虛榮。美麗的女人必虛榮。貧窮的女人必虛榮。富有的女人更虛榮。 但是上帝要每一個男人具有野心。 醜惡的男人有野心。英俊的男人有野心。貧窮的男人有野心。 富有的男人更有野心。 我已失去野心。對於我,野心等於殘燭,只要破紙窗外吹進 一絲微風,就可以將它吹熄。 一個沒有野心的男人,必會失去所有的憑藉,我必須繼續飲酒,同時找一些虛偽的愛情來,當它是真的。 我到中環去送稿,有意喝些酒,結果走進了一家西書店。我對文學已灰心;但是我竟走進一家西書店。企鵝叢書出了很多文學名著。像格拉夫斯的《我,克勞迪亞》,V.吳爾芙的《前往燈塔》,湯瑪斯·曼的《魔山》,喬也斯的《都柏林人》,莫拉維亞的《羅馬故事》,納布哥夫的《短篇小說集》……等等,都很便宜,三四塊錢就可以買一本。此外,新書也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特別是格蘭斯登的《福斯特》與貝爾的《福斯特的成就》,對這位《往印度》的作者有極精闢的分析。 一個女人如果看中了心愛的衣料,只要手袋裡有足夠的錢,一 定會將它買下的。 一個文學愛好者如果看到了心愛的書,只要口袋裡有足夠的錢,一定會將它買來的。 《福斯特》與《福斯特的成就》定價不算貴,前者僅五元港幣,後者稍貴,亦不過二十五元。 然而我沒有買。 走出書店,我忽然感到一種劇鬥後的疲倦。魔鬼與天使在我心房中決戰,結果魔鬼獲得勝利。然後,在一盞橙色的飾燈下,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威士卡。 (如果別人不能原諒我的話,我不能不原諒自己。) 今後必須將書店視作禁地,家裡所有的文藝書籍全部送給麥荷門。如果麥荷門不要的話,稱斤賣給舊書店。 我必須痛下決心,與文藝一刀兩斷。將寫作視作一種職業,將自己看成一架寫稿機。 這是沒有什麼不好的。最低限度,我不必擔心交不出房租,更不必擔心沒有錢買酒。——雖然我已無法認識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我變成一條寄生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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