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序|劉以鬯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序

　　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歷史輪子轉得很快，香港文壇在不被注意的情況下有過一次根本性的轉變；大批文藝工作者離開香港返回大陸；另一批文藝工作者離開大陸來到香港。

　　香港是個工商業社會，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關心文藝，甚至消極排斥文藝。文壇縱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動，竟連漣漪也沒有出現。但事實告訴我們：從那時起，香港文學的本質有了相當大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如此的顯著，使我們必須將一九四九年視作香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分水線。

　　一九四九年之前與之後的香港文學，精神與面貌都有很大的區別。兩個時期的文藝工作者不但寫作動機互異；思想傾向也不同。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部分文藝工作者都認定文學應為政治服務；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文壇的面貌轉換了，寫作人多數視寫作為謀生的手段。當生活的擔子過重時或「綠背」的引誘太大時，他們都會放棄必須堅守的防線，大量生產低級趣味的「商品」或將文章當作宣傳政治主張的工具。這種情形當然是可憂的，有人甚至擔憂香港的寫作人會因為無法負擔工商業社會的壓力而放棄原有的理想。其實無論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後，在這個輕視文藝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文學作品也是有的。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雖然得不到鼓勵和報酬，有些文藝工作者仍在倔強地做著文藝工作，連少數職業寫作人在賣文之餘也寫了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這些文藝工作者，有的來自國內，有的土生土長，有的未能跳出三四十年代文學的投影，有的則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較深，所寫的作品明顯地有別於「商品」或政治宣傳品，即使創新意圖不太強烈，寫作誠意卻是足夠的。這類產於五十和六十年代（亦即是文學愛好者被大部分香港人視作傻瓜的年代）的文學作品是應該受到重視的，竟沒有受到重視。

　　企圖彌補此一缺憾的有心人很少，直到最近幾年才有幾位年輕人用果敢的力量克服了不易克服的困難，決心要做好總結五十和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創作的工作，為未來的香港文學研究者提供不可或缺的資料。

　　五十和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說是很多的，但好的創作卻不常出現。報章雜誌刊登的小說，多數是「商品」和政治宜傳品。在眾多的商品和政治宣傳品中尋找具有文學價值的創作等於在河床沙石中尋找金砂粒，不是容易做的工作。雖說文章貴同金玉，那也只是指好的文章而言。問題是：黃金可以放在天秤上掂估其分量，而藝術純度卻是可以意會而不能稱量的。選輯者所持尺度並非唯一的尺度，以作品所含藝術純度的高低來鑒別優劣，取捨之間必有主觀成分，引起不同的意見，看來難以避免。再說，在長達二十年的時期中選取二十篇創作，數量實在不能算多。唯其不多，說不定有人會因此懷疑它的代表性。不過，這些作品既是經過仔細考慮後選定的，彙編成集，縱有缺點，由於選輯者態度認真，不會取不到成績。認真的態度是公正的保證，而公正是好選集必須具備的條件。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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