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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未央歌》，在它寫成十四年後才得以出版，又三十年才在大陸印行，當我們讀到這部六十萬言的鴻篇巨制時，已經距作者寫作此書近半個世紀了。星移斗轉，物是人非，昆明湖依舊，鐵峰山猶存，「西南聯合大學」，卻已是歷史名詞、前朝故典了，它的學生也都已是年逾古稀的白髮老人了。賴有這部《未央歌》，還為他們保存著青春的律動，時代的風采。 作者鹿橋先生曾一再表示，這部以西南聯大和昆明為背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青年學生生活的小說，是一部「以情調風格來談人生理想的書」。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青年學生隨著爭取民族解放和振興中華的大潮，歷經風雲變幻，曾經生活在各種不同的情調和風格之中。（就以大陸的青年學生而言，）延河畔革命加戀愛的浪漫散步是一種情調，南京街頭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也是一種情調，鴨綠江隔岸的戰火燃起過投筆從戎的壯志，紅衛兵運動的騷亂帶來過多少不堪回首的思索，北大荒、海南島留下的辛酸和失落，「世界大串聯」的熱潮鼓蕩起的嚮往和探求……都會形成一種特有的情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熱點，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情調」。不是身歷其境的人，很難按到它的脈搏，進入它的氛圍。就像西南聯大的那一代人很難理解紅衛兵那種瘋狂躁動的心理一樣，今天擠在「託福」考場的大學生也難以領略當年從海外奪路奔向延安的那一代大學生的赤誠。然而共同的命運和追求，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終會穿過時間的雲霧，使曾經在各種不同情調和風格中追求人生理想的幾代學生溝通起來，《未央歌》就為他們提供了一座寬闊的美學橋樑。在他們嚮往前程錦繡，或追憶逝水年華的時候，在他們順水放舟或在逆流掙扎的時刻，都可以在《未央歌》裡找到精神契合的那一點靈犀，流連顧盼中那一抹會心的微笑。《未央歌》中一聲「親愛的同學們」，喚醒了多少沉睡的情思，失落的友愛！ 然而就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我們這一代大學生來說，如果在三十年前來讀這部小說我想是會產生很大的審美距離的。「西南聯大」在我們當年的心目中是一所泱泱、美麗的學校，那是李公樸慘遭殺害、聞一多拍案而起的地方，它留給我們的是殷紅的鮮血和不屈的節操，就在作者離開寫作這部書的重慶山洞七八年以後，我跟著部隊進軍西南的勝利步伐到山洞附近待過一年多，我看到的歌樂山下的紅葉、華岩寺的佛像想必和鹿橋先生當年看到的沒有多少差別，但我卻被附近的渣滓洞、白公館的暴行所激怒，沉浸在一種滿懷仇恨的「情調」之中，那時我是不能接受《未央歌》的，因為它輕描了鬥爭，淡寫了苦難，把現實反映得太理想、太詩意、太柔弱了。我會像聞一多先生二十年代從美國回來「迸著血淚」喊道：「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發現》） 然而，我是在那四十年後的今天讀到它，在時代情調和個人年齡、心態的變化中，成了《未央歌》的知音。這不僅因為當年西南聯大同學唱過的「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仍然沒有過時，而且我相信作品中的大余、伍寶笙們已經是國家的棟樑之材，小童、藺燕梅們正不斷湧現，還因為作者有意淡化了時代背景和政治功利，「把感覺託付給詞句」，它反倒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使我們今天能從容地來欣賞它，喜歡它。 對於一部文學作品來說，「情調」只能通過人物形象來體現，它附麗在人物的靈魂裡，流淌在人物的情感中。理解這部作品，還必須從分析它的人物入手。 按照作者的說法，《未央歌》的「主角」是由「四個人合起來」的一個「我」：「書中這個『我」小的時候就是『小童』，長大了就是『大餘』。伍寶笙是『吾』，藺燕梅是『另外』一個我」（見《再版致未央歌讀者》）。 「大余」余孟勤是一棵迎風獨立的大樹。他外形高大健美，內裡沉著堅定。有極高的組織和雄辯的才能；他嚴以律己，誠以待人，像達摩面壁那樣清心寡欲、摩頂放踵地鍛煉自己，在他內心深處，燃燒著一種浮士德式的永不停歇地探索的火焰，百折不熄。他白天去大普吉玩了一趟，晚上就要設法把功課補起來。當藺燕梅因學語音學感到憊倦而想打退堂鼓時，大餘對她說，「人的灰心有的多半是起因於疲勞」，「人之成材與不成材質差只在一點點上，可是也就是這一點點，把人類從其餘的生物中間區別出來。」他還進一步說：「這一個人與那一個人的區別也在這一點點上。今日的我，與明日的我，也是由這一點點來分。」他因此不允許自己有一點點懈怠，甚至為此不願墮入情網，當他一度受上藺燕梅時，談戀愛也成了他對她的緊張訓導和嚴厲督促。他責任感太強，弓弦繃得太緊，活得太累。在他滿懷痛苦從藺燕梅所在的文山教堂走出來時，是伍寶笙的一封信使他獲得了真正的愛情，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局限。作者通過他表現了一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所以大餘有一個綽號就叫「聖人」。 伍寶笙也是一個光彩照人的角色。她美麗恬靜、嫻雅溫文，又有極高的學識才情，她是一個完全的人格；她完善，她寬容，有一顆兼濟天下，普渡眾生的博大、仁慈之心，她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優秀傳統和現代文明的化身。她這樣去做的時候，沒有一點勉強，也沒有一點自得，她如春風吹拂沉睡的大地，如母親呼喚迷途的孩子，給人間以溫暖，她調理小童，救助燕梅，開導大餘，使他們一個一個走過人生的坳口，她對史宣文、喬倩垠的深情，對梁家姊妹的愛護，對范家兄妹的理解，真正是無微不至又恰到好處。她從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當大家都在為她的婚事暗暗著急的時候，她卻神奇地同余孟勤結合了。伍寶笙這個人物太聖潔、太完美了。看來作者對她有些偏愛，投下了過多的理想色彩，使她有些眩目，仿佛是一位頭上泛著靈光的女神來到了人間。 藺燕梅是另一個伍寶笙——「一個齊齊整整的好女孩兒」，她天生麗質，絕頂聰明，又受過極好的教育，她的一切言行似乎都是得體的、自然的，她受到全校師生的寵愛，可喜的是她沒有任何放任自己、逞才使性的嬌氣，相反卻穩重謙和，渴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快樂和愁苦，她心地仁慈得像一位天使，卻又盛著太多的傷感，像林黛玉那樣對於繁華、虛假有著天生的反感，那種憂鬱、感傷、醉人又美麗的出世情緒經常纏繞著她，使她陷入悲天憫人的孤獨寂寞之中，幾次想去教堂做修女。她覺得她的心總是在一種漂泊的狀況下懸著，被催眠著。由於心靈盛有太多的愛，所以她總想要找一個可以依靠的臂彎，一處可以傾吐的胸臆，這個人先是伍寶笙、後是余孟勤。她曾想像一棵樹一樣被伐木人（大餘）砍下來，隨他把自己做成一個什麼材料，但一切理論、規範、強制都難以壓抑她的創造和追求的天性，她終於驀然回首般在「燈火闌珊處」發現了童孝賢，在他身上找到了自然，也找到了愛情。她逐漸地成熟，有了獨立特行的意志，有了忍受孤獨的耐力。她的感情歷程和精神追求充滿著痛苦而浪漫的靈魂搏鬥。 作者在藺燕梅身上寄託了他對青春的禮贊，把躁動不息的創造精神和九死無悔的追求願望賦予這個生長變化著的女孩子。越到後來，她的性格越光彩，內蘊越深厚。 童孝賢和藺燕梅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惟獨沒有她那樣的精神自我折磨。小童單純厚道，單純中透著靈氣，厚道裡藏著聰明。他從不固守成法，迷信權威，生就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脾性。他真誠地關懷和幫助每一個朋友，惟獨常常忘記了自己，他不穿襪子，甚至忘了洗臉，他無憂無慮，快人快語，心地坦然，從善如流，但痛恨裝腔作勢。小童是主張一切順乎自然的，他以為「一個人的作風、思想，說話，只要調和我就說好看」，為了不使藺燕梅那個貴族味的洋皮包在鄉間小路上顯得太不調和，他便要在那皮包上拴上亂七八糟的一些手娟來予以調和。小童主張順應自然，但他並不看輕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要「用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他覺得「路途艱險，路旁的風景才美。……艱難實比平淡、穩妥要有味得多」。因而我們總是能從這個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種樂觀的生氣，這也是最吸引藺燕梅的性格。小童從一個天真稚氣的青年，經歷種種磨礪考驗（包括在楊宗海沉船時的死裡逃生），以很高的悟性接近人生的真諦，走向成熟。作者細心地描寫了他的成長過程。 如果按照作者給我們提供的思路，我們可不可以把追求至善至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餘看作是「大儒」，而喜歡一切順其自然、「無為而不為」的小童就是「小道」，那麼一個人從小長到大，也就算是「援道入儒」了；那麼平和博愛的伍寶笙最後同大餘結合，也可以看作是「援儒入禪」，而藺燕梅的從大餘束縛下走向小童，就是「援儒入道」了，其間還擦過基督教的邊緣哩！ 這樣的附會離文藝批評似乎就有些距離了。所以我並不以作者「四人合一」的說法為然。我相信引起作者創作欲望、規範作者創作意圖的是生活，是情感，是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理性。我也認為「黛釵合一」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這是作品形成後的客觀分析，而不是曹雪芹寫作前的主觀配方。一件藝術品形成以後，是不好用哲理來抽象，用邏輯來歸納的。見仁見智，只有留待讀者來公道吧。 從《未央歌》裡，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那遍被華林的愛心，那寬闊的胸襟，那「少年聽雨歌樓上」的歡樂、向上、且略帶矜持的情懷，「那份黃金也似的美好」！這是一種詩的情緒，歌的律動。為了完整地保存這種青春的情調和風格，作者淡化了時代和歷史，（注1）選擇了小說的框架，以便從容集中地來探討人生理想和青年成長的道路。於是濃郁的哲理性也便成為這部書情調和風格的一種重要結構因素和美學氛圍。 它集中探討了一個人在成長的道路上追求人格的完備和完善的問題。 這是哲學家們研究、討論了幾千年的大問題。這是一個離開了實踐便找不出答案的問題。但《未央歌》顯然把人的完備和完善當作一個最高的標準來追求。這個標準的體現者便是伍寶笙。在第十章裡作者對伍寶笙有一段重要的議論： 想想余孟勤那樣急躁冒火，又何苦呢？想想全校人那麼愁眉苦臉，又何苦呢？想想藺燕梅那麼苦修苦煉，又何苦呢？這裡有一個完全的人格。她（指伍寶笙—一引者）目標看得清楚。她是最盡責的工作者。她的效率高，性情心境好。她是有內在信心同修養的。說她是得天獨厚，可以。但許多別人又何嘗得天不厚？……她是快樂的，是值得讚美的。 作者似乎意猶未足，接著又通過小童的話進一步對伍寶笙作了這樣的讚美：「我們現在是在黑暗時代了。而伍寶笙是一顆星星。看看她，才會維持『光』的觀念。否則『光』將是不可思議的事而被人從字典裡除去了！」 伍寶笙的「完善」從何而來呢，一是她有極好的先天素質（智力、體魄和性情），二是她有博大和愉快的情懷。她能不受外界干擾，超越狹隘的功利，滌除玄覽，歸真反樸，達到像老子說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北，如嬰兒之未孩」那樣一種境界。這實質上是一種道家的人生觀。大餘也在追求「完備」，但他卻永無寧靜，痛苦不堪，原因就在於他缺少順應自然，平和中正的正氣，在急功近利中耗盡了自己的精力，窒息了一份通達。大餘擁有強大的人格力量，而始終達不到人格的完備。雖然作者對大余也是滿懷熱情地肯定和欽佩的。這也透露了作者內心的一種無法統一的矛盾：改造社會與完備自身的矛盾，「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矛盾，最終也只好用藺燕梅的一句話來調和這種矛盾，那就是「用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然而這句話的骨子裡就充滿著矛盾。 我多少有一些為作者有意識地追求伍寶笙的人格完善而帶來藝術上的損害而感到遺憾。伍寶笙最令讀者神往的、最動人的（也是作品寫得最好的）地方是她對史宣文的友誼，對小童的照顧和尊重，對薛令超、蔡仲勉的關懷，是她去大普吉，游楊宗海的淡淡裝，天然樣，是她勇敢的向余孟勤投案的那封情書，而不是她對於藺燕梅顯得過於細膩纏綿的「母愛」，當她冷靜地追求「完善」時，正是我們對她的性格感到模糊的時候。理性對詩情的破壞，也正是藝術對追求人格完善的一種報復。 我又以為作者于此是清醒的，他所以提出「四個人合起來才是主角」的說法，也正是說明了單個的人是無法自我完善的。作者在這裡提出的「四人合一」的理想，也可以看作是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哲學的體現。 自然本身就是合理的、完備的，順應自然就能達到人格的完善，人的完備。當花朵還開在枝上時，盡力愛護，在那裡寄上了無限的鄉思，但花一凋謝，就把它收拾起來，「過去的事決不追究，人事已盡的憾事決不傷感」，宴取中的這種態度，也是作者所欣賞的。人類以破壞自然為代價換取的現代文明，固然給他們帶來了物質上的享受，同時也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無窮痛苦，所以童孝賢不願穿襪子，伍寶笙不願意打扮。物質上順應自然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要從精神上順應自然，就得排除更大的干擾，因而人的完備也就是人的自由。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它的自由總是相對的，有限度的，因而人的完備也就永無止境。 與追求人的完善有關的是人的獨立進取和外力影響何者更為重要的問題。藺燕梅就是一個在外力影響下成長的人。她從小受父母的寵愛，受姨媽的教育，入學後又經伍寶笙盡心盡意的調理，余孟勤高度嚴格的煉鍛，和全校師生的關切，她像是在鮮花叢中走著一條鋪了紅地毯的道路，到處都是愛護的目光和好心的調教，然而她最為反感並努力擺脫的也就是這種束縛她自由神智的影響，她本能地從大自然中，從宗教、從小童那裡尋找那真正屬於她自己的思想和力量，企求過一種不重複別人的、充滿創造性的生活。 托爾斯泰在他的《復活》中說過：「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別人的思想來生活和行動的。人們在遵循自己的思想方面所達到的程度，或者在遵循別人的思想方面所達到的程度正是人和人之間區別的要點之一。」一個人在我的長成道路上學習或遵循別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過多的依照別人就容易失去自我。正因為每一個人的自然秉賦和人生道路都是千差萬別的，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即使是父母、師長也不能替代他思想。因此，愛護和培養、開拓和堅持按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能力，是一個人能否具有創造活力，並走向成熟的重要條件。有一次，藺燕梅受到小童三步跨上橋的啟示，便鄭重宣佈：「從今天起，藺燕梅要變一下，要長一根骨頭。要自己判斷是非，不盲從人，也不害怕不合理的批評。如果遇見叫我決心動搖的事，我就來這座橋這兒想一想」。小童卻進一步拿言詞激勵她：「我寧願看你變成一個暴君也不願看你被養成為一個奴隸！」小童也是在許多大同學，特別是在好姐姐伍寶笙的批評、影響下成長的，但是小童有很強的自主意識，他一直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行動的，所以他很少動搖，也能耐寂寞，常常能發表一些與眾不同的見解，對事物作出客觀公見的評價。他認為藝術裡頭也必須有「自己」，由昔日作品中誘導出來的詩興，即使句子優美，也是轉手的陳貨，沒有嚼頭。由於他尊重自然，所以也尊重別人。直率平等地待人，誠心實意地待人（例如他為範寬湖力排眾難，在船遇風浪時冒險下水等），更顯出他人格的純淨可愛。學問、修養都強過他的余孟勤、伍寶笙都沒有把藺燕梅調理好，而無心插柳的小童卻敏捷爽快地鑽進了藺燕梅的心坎裡，使這兩個小字輩達到了使讀者感到欣慰、美滿的結合，又因為略感意外而充滿喜劇性。值得順便提一提的，是《未央歌》中的幾對愛情結合，如沈蒹與金先生，沈葭與馮新銜，範寬怡與周體予，伍寶笙與余孟勤，都是順風行船，停舟泊岸，極其自然且似信手捎帶的事，而一度有過愛情意向的，如藺燕梅與余孟勤，與範寬湖，範寬湖與梁崇槐，何儀貞與宋捷軍，雖然沒有結合卻也未釀成過悲劇，留下心靈創傷。這也是順應自然，按照自己的思想行動的哲學的勝利。 與追求人的完善有關的問題，在《未央歌》中涉及和探討的還有其他的一些，如玄理與智理如何交通，蟄伏與飛升怎轉換，偶然和機遇的作用，男人和女人精神世界的差異，等等，這裡不再一一述及。大學生活時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躁動不安、躊躇四顧的時代，也是創造力、想像力最旺盛的階段。《未央歌》截取這一段青春歷程來談人生理想，就使它具有廣闊的天地和豐富的指向，同時也便增加了它的難度。作品能達到現在這樣一個完整、厚重、洗練的程度，且經得起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檢驗，說明了它藝術上的成功。 《未央歌》的藝術成就也是值得我們好生研究探討的。司馬長風先生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把巴金的《人間三部曲》（即《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沈從文的《長河》、無名氏的《無名書》（即《野獸·野獸·野獸》、《海豔》和《金色的蛇夜》）、和鹿橋的《未央歌》看作是抗日戰爭和戰後期間長篇小說的「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他說，「從某種意味說，《未央歌》使中國小說的秧苗，重新植入《水滸傳》、《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土壤，因此，根舒技展，葉綠花紅，讀來幾乎無一字不悅目、無一句不賞心」。這個評價是很高的了。關於「巨峰」的說法，我和司馬先生容有不同的見解，且放到一邊。單就《未央歌》而言，我覺得他的評價大體上是中肯的。由於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我們的現代文學史忽視了這部大作品，確使人感到遺憾。 《未央歌》除了四大「主角」之外，還寫了一群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這裡有通達敏慧的史宣文，勇敢坦蕩的淩希慧，溫厚深情的喬倩垠，有穩重的朱石樵，淡泊的宴取中，明智的馮新銜，有平和的沈家姐妹，有隨和的梁家姑娘，乃至聰敏佻躂的範寬怡，優渥自信的範寬湖，庸俗自卑的宋捷軍，還有淵博的陸先生，曠達的金先生，幽然的顧先生和風趣的顧太太，還有那位慈祥而不失童心的女生舍監趙先生，以及社會上的眾多各色善良的人物，構成一個戰亂當頭、異域相聚、患難與共的友愛的世界。書中關於去「米線大王」家過年，去可保村參加夏令營，金先生的婚禮，馮新銜出書等情節，洋溢著知心會意的親切與和諧，這種親切和諧的友愛與古樸淡遠的民風籠罩在全書，和抗戰時期艱苦的物質生活形成一種新的精神結合，使得對敵機轟炸昆明的敘述也那樣的從容，醉漢的行兇尋釁也那樣帶有喜劇性。這種氛圍正是培養「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的極好催化劑。作者便把他的故事、人物和思想禮貌，一股腦兒地請到他著意經營的這種情調中來。 意象的營造，情調的流貫，在藝術創作中是比描寫故事、情節和塑造人物更其艱難的。好比練氣功，只有練到很高的境界，才能明心悟道，獲得自由。不以重大的題材，不以曲折的情節來吸引讀者，而是以樂觀的情調和親和的哲理來感染讀者，是《未央歌》重要的藝術成就，也是它的鮮明特色。 這部寫成於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說，是能夠體現我國新文學在那個年代的藝術成就的，它是屬於「五四」開闢的我國不斷豐富壯大的新文學的序列中的。這種繼承關係我以為首先是體現在小說中表現的人的覺醒和人對自身的探索。《未央歌》是一部人道主義的傑作，它對人的生存現狀，對人格完善的探討，對人的心靈痛苦的關懷和撫慰，對人生艱辛的浩歎，都進入到一個較深的層次。小說第十三章整章寫藺燕梅在魂牽夢繞中向余孟勤所作的內心獨白，集傾訴、嚮往、懺悔於一爐，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人性的豐富、脆弱和美好。 人生！人生！怎麼才能令我硬得起心腸過下去啊！我們無知而有知，無欲而有欲；要勝，更要強，我們得意，還淒涼，我們終於由少而長，由長而老，終於死去而與草木同朽呵！ 基於這樣的感歎，我們要珍惜人的價值，探討人生的意義，但是從這樣的感歎出發，我們也容易走向抽象的人性，走向宗教式的虛無。作者在《六版再致未央歌讀者》中說，這部小說「是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美沒有醜的」，這既不符合小說的實際，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自然不敢苟同。正是作者這種認識上的偏頗，導致他筆下姨媽這個人物，和伍寶笙的某些描寫缺乏生活的基礎，只是一種理念的符號，顯得蒼白無力。 《未央歌》的作者「將感覺託付給詞句」，在深厚的文化底蘊下創造了一種優美自由的文體。這種文體以古樸典雅、莊重祥和的文言節奏、韻律為基調，吸收嚴密、細膩的歐化句式長於表現雍容華貴的優點，以風清雲淡或急管繁弦的修辭手法表現出來，便能左右開弓，張弛適度。試讀第七章看雨和聽雨的一段： 看雨景要在白天。看她跨峰越嶺而來，看她排山倒海而來，看她橫掃著青松的斜葉而來，看她搖撼著油加利樹高大的軀幹而來。再看她無阻無攔，任心隨興飄然而去。聽雨要在深夜。要聽遠處的雨聲，近處的雨聲。山裡的泉鳴，屋前的水流。要分別落在捲心菜上的雨，滴在砂土上的雨，敲在窗紙上的雨，打在芭蕉上的雨。要用如紗的雨來濾清思考，要用急驟的雨催出深處瑰麗的思想之花，更要用連綿的雨來安撫顛躓的靈魂。 這步步深入的層次，這海潮一般分明的節奏，這氣勢和意境，都造就了一種詩情畫意，培植出一片情感棲息的綠蔭。 論及《未央歌》和我國幾部優秀古典小說的承繼關係，那也是比較明顯的。小說楔子對雲老的描寫，就使我們感受到《儒林外史》中的仙風道骨，和清芬的書卷氣，以後多次出現的解塵、履善、幻蓮三位師父的禪語，都對結構或情節有著一種畫龍點睛的作用，作者得益于《紅樓夢》的大約主要是對那些可愛的女孩子的細緻描寫，那種大家小姐的閨閣情致。我還覺得，《未央歌》裡時常出現的「素日」、「何致於」、「嘔我」、「很不堪」、「便收科」、「決撒了」、「心眼兒，身份兒」……這類詞彙，也很像是從大觀園傳出來的。至於《水滸》在結構上講究的諸如「橫雲斷嶺」、「草蛇灰線」等技法，大起大落，拿得起，放得下，或惜墨如金，或潑墨如畫的藝術辯證法，作者更是私淑已久，心領神會，看《未央歌》結尾藺燕梅去文山教堂編書，童孝賢去馬關野外實習，且將伍寶笙一封給大餘的信寄到文山，便可以領略到點到為止，餘音繞梁的妙處。但我卻也不同意「《未央歌》使中國小說的秧苗，重新植入《水遊傳》、《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土壤」的看法。「五四」以來的中國小說和中國文學，一直是在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即使就民族形式而言，《水滸》、《紅樓夢》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 最後我們要來介紹一下作者。從司馬長風先生的文學史中，我們只知道鹿橋先生本名吳納孫，一九一九年生，原籍江蘇武進，卒業于天津南開中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一九四五年以後留居美國，中文的作品僅有《未央歌》一部。僅此一點點。 《未央歌》在台港和海外華人中擁有大量的讀者，隨著它被介紹到大陸來，一定會增加一批一批的新讀者，一批一批新的評論者，隨著作品的流傳，我相信我們對作者情況的瞭解也會越來越多，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看到鹿橋先生到大陸來向他的讀者講解《未央歌》。而我這篇匆忙寫就的膚淺評介，就只能算作一塊很快就可以拋棄的引玉之磚了。 1989年11月30日 注：1實際上，小說裡的這種樂觀情調同抗日戰爭期間人民敵愾同仇，愛國熱情高漲、民主意識發展，國境開放、勝利在望的形勢是相關的，作品對此也有所反映，如第五章，第十一章，還有宋捷軍、淩希慧的休學、抗敵勞軍等等。 ------------------ 文學視界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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