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人生給我們一片樂土

給我們一片樂土

　　曾在海外讀過這麼一則國內的新聞：

　　「一戶擁有兩層樓的人家，樓下遭了小偷，主人便將下面的窗子全裝設鐵柵，但是才裝好沒多久，小偷竟然攀著樓下的鐵柵，上了二樓，又偷去不少財物。

　　無奈的屋主，只好把樓上也設了鐵柵窗。豈知不久之後，半夜屋中失火，一家人因為鐵柵的阻擋，未能及時逃出，全葬身在火窟。」

　　看完這則新聞，我立即有個感觸「是誰害死這一家人？是小偷？是屋主自己？抑或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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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那八十歲的老母歸國，雖然旅美近十年，對於國內的氣候、食物，居然都還能適應，只有一點不對勁，就是咳嗽加重，甚至後來引起了肺炎。

　　眾親友痛定思痛，檢討之後的結論，是老太太講話太多，又太大聲，而當我建議她老人家聲量放小一點時，她居然回答：

　　「親戚們老帶我出去吃忽，席間那有不講話的道理，而說話總要對方聽得到才行，地方吵，只好使勁地喊！」

　　聽完她老人家的話，我也有個感觸：是誰害她咳嗽加重？是親戚？是她自己？抑或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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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歸國，在臺北某處，看到兩個有趣的畫面：

　　一個窄窄的樓梯門，對街而開，想必樓上有不少公司、行號，或特殊的營業，為了招攬顧客，紛紛將五光十色的招牌，掛在樓梯口的上方，由騎樓屋頂，一個接著一個，越掛越下來，最後進出其中的人，除了矮個子，人人都得彎腰低頭。

　　至於我住的大樓，樓上樓下不知開了多少商店、餐館，不但招牌一個比一個「凸出，而且從大門內，擺到門口，最後居然放到了馬路的慢車道上。

　　見到這兩個畫面，我也有一番感觸：

　　如果有一天什麼人不小心出入樓梯，撞了頭，或騎車撞到那厚重的大招牌，進了醫院，甚至送了命，該怪誰？

　　怪招牌？怪他自己不小心，還是怪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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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我高中時代，有一大到臺北市的新南陽戲院看電影，我印象非常清楚，片名是「西部開拓史」，而我記得更清楚的則是——我居然從頭到尾，站著看完電影！

　　不知是否戲院的座位斜度不夠，當天又客滿，前面的觀眾有些將書本墊在椅子上坐著，再後面的人蹲著，更後面的人坐在椅背上，到後來，則半場以上的人全站了起來，不但站到椅子上，甚至兩腳站在把手上。

　　而我最能確定的是：絕大多數的人，沒能真正欣賞到這部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所幸當天沒人從椅於上摔下來受傷，否則該怪誰呢？怪電影院？怪自己？還是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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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中的那場電影，到現在，已經足足二十四年了，這二十四年間的臺灣社會，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例子，一再地引起我感喟。

　　為什麼我們的同胞，在漂亮的大樓，落成的喜慶鞭炮中，便叮叮噹當地開始釘鐵窗、掛招牌、建違章？

　　為什麼我們的餐館中，總是吵吵鬧鬧地，似乎人人在比中氣、練「獅子吼」的功夫？

　　難道如果有一天全國人民，都將鐵窗拆下，小偷就會突然增多？

　　難道改成像世界一流城市街道，只在門廳或櫥窗、雨篷上做小小的招示，大家的生意，就會一落千丈？

　　難道西方餐館中低聲交談的人，會聽不到對方說什麼？只是上唇碰下唇地演默劇？抑或他們反而能擁有更多的閒適與優雅？

　　問題是，當人人都裝了鐵窗時，你能不裝嗎？

　　當人人都拉大喉嚨時，你能不喊嗎？

　　當人人都招牌比大時，你能只悄俏地掛出一小片嗎？

　　如同二十四年前，當人人都站起時，我能不站嗎？

　　進一步想！

　　難道我們就這樣「惡性」地「比」下去，留給子子孫孫一個隻知爭逐，不知約束；只有強權，而乏公理。雖知真理、卻無公義的社會嗎？

　　威廉荷頓曾經演過一部片子，其中有位元電視新聞主播發了瘋，某日衝動地對觀眾說：

　　「如果你對住在火柴盒的屋子裡，自我封閉、自我保護，任外面罪惡繁衍的社會無法忍受，請你現在打開窗子，對外面大聲地喊：『我受不了了！|」

　　在電影中，滿城的人們，都拉開了窗子，發出他們心中的怨氣和怒吼。

　　請問，我們是不是也該有這麼一天，約個時間，告訴那些自以為不守法可以佔便宜的人：

　　這社會仍有正義的吼聲！

　　我們要留給自己和子子孫孫，一片乾淨。安寧而祥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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